摘要：世界文明交往史是人与自然交往中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性活动体现，也是人与社会交往的必然结果，更是人类在交往中自我反思的进化过程。文明交往首先是人类与自然世界的交往，由此催生了最初的文明形态，且在人类征服自然世界的过程中孕育和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理解世界文明交往不仅要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去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去看待自然科学与文明演进的相互联系。与此同时，世界文明的交往既包括不同文明在空间上的相遇，也包括同一文明内部在文化传承上的创新与内化。长期以来西方世界掌握着文明叙事的话语权，“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不断出现，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构建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势在必行。新时代的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不仅要超越时空限制，阐释不同文明之间与同一文明内部的交往内涵，更要持整体性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究世界文明交往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交往的深刻关系。

关键词：新文科；世界文明史；文明交往；文明演进；人文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失传，取决于交往的扩展情况……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交往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社会本性，文明交往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后一直持续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是人类文明不断从低级向高级、从封闭到开放、从部分到整体、从愚昧到文明的演进历程。《易·贲》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树智先生指出：“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的真谛在于文明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本质。”人文精神作为大学文科教育的经典目标，就是要帮助受教育者在超越狭隘专业之外思考人生、生命和未来，把人从无知和愚昧中解放出来，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路径。世界文明交往史是人与自然交往中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性活动体现，也是人与社会交往的必然结果，更是人类在交往中自我反思的进化过程。新时代的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不仅要超越时空限制，阐释不同文明之间与同一文明内部的交往内涵，更要持整体性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究世界文明交往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交往的深刻关系。尤其是在当前，面对西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的文化霸权，祛魅西方文明、构建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新文科建设义不容辞之责。

一、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的多学科互涉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类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世界文明交往史首先是人类与自然世界的交往，这种交往过程不仅产生了最初的文明形态，且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孕育和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天然就是人类与自然世界文明交往的产物。因此，对于自然科学的理解是研究文明交往史的重要内容。同时，人类文明交往活动本身内涵十分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多个层面的交往内容，仅从单一学科的视角考察必然具有局限性，融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必不可少。然而，多学科互涉并不仅仅是将多个学科的知识并列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提出新的概念，而是要真正跨越不同学科的知识边界，构建起不同于单一学科范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通过学科交叉内生出新的知识。

文明交往具有实践性特征，最初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带来的生产实践。在与自然界的交往中，人类的文明自觉不仅表现在尊重自然规律，更表现在尊重自然规律下的创造性劳动，如在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以自然作为研究对象，是对自然规律与人类关系的理性探索，而理性是自觉的根本，科学的理性可以引导人类不断反思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自然科学正是人类在认识和解释自然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们在尝试认识自然世界的本质规律中诞生了早期的自然哲学，亚里士多德在著作《物理学》中提出了探讨自然界本质属性和运动规律的第二哲学，即物理学或自然哲学，同时提出了“四因说”，即质料、形式、目的和动力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自然界的运动和变化，“只有认识这些本原、原因和元素，才是知道了或者说了解了这门学科”，为后世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框架。“从西方思想的最初时期开始一直到牛顿，甚至到康德的时代，人们从未对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作过区别。”十六到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则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自然科学，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为代表的科学家提出了革命性的理论和方法，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以及化学等学科进一步分化，基础理论和方法论进一步完善，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得以成形。自此，人类开始以科学的范式认识自然世界，也开辟了人类与自然世界交往的新阶段。世界文明演进经过多轮产业革命后，科技革命的急速发展和经济模式的不断进步，使得世界文明的交往模式出现新形态。

理解世界文明交往除了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去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需要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去看待自然科学与文明演进的关系。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具有强烈的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和理性特征，人的生存是自然性不断弱化和社会性不断增强的自觉过程。人的社会性不断改造人的自然属性，逐渐摆脱自然界赋予的动物本能，逐步提高和完善人的社会属性。因此需要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将科学上升到科学文化的高度，讲究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对人类的科学活动进行引导、规范和制约。因为“科学精神只有从认识层次上升到社会关系，再由社会关系层次上升到人文精神层次，才能完整地构成科学文化的核心结构。”与此同时，对自然科学的人文关怀，也引申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种文化的交往关系问题。从历史上看，近代科学发展在源起上受到了人文主义的支持，在其后来发展过程中也有各种人文主义运动伴随或对抗。马兹利什认为，“从外部看，科学之质不能摆脱价值，这种价值必然与人的价值相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连同社会科学在尝试处理问题时，必须把他们不同的视角和方法结合在一起。” 彭树智先生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自然科技和人文社科两种文化的交往，受着互动规律的支配，两者构成了人类社会完整的科学体系。

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自然要涉及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包含了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庞大的知识体系，以探求社会规律、改造社会现实和建设合理社会为目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独立的社会科学体系形成于19世纪，是近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变化的产物，并随着世界文明交往的不断扩大越来越体系化和复杂化。人类文明在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交往关系，需要从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角度进行阐释，以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逻辑性以及“价值中立”为基础，探寻文明交往的本质规律及其普遍性意义。人文科学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民教育思想，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说具有其学科体系和文化精神的独立性。它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的内在精神为基础，是关于人的价值及其精神表现的科学，关注人的信仰、情感、文化、价值、道德、美感等，其目的是关切人的生存与价值，完善人的心理与人格，促进人的自由与发展。世界文明交往中形成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教育、哲学、科学等，既是人类生产实践和物质交往的结果，也是人对自我的认知和规制，是人与人精神交往的理论成果。人作为世界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和文明交往的践行者，对其本身心灵深处的意义探求、人文关怀和批判性思考是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指出，“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是相同的。”在本质上，学科本身是人为规范与区隔划分的概念，是受制于主观认识的逻辑话语，既是知识分类的结果，也是学科规范与塑造的产物。学科建制化和专业化使得学科的边界意识被强化，从而产生一定程度的排他性，阻碍了知识的融合。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难以逾越的知识与应用屏障，甚至学科越成熟，屏障越明显。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抑或是人文科学，他们都是在探索和理解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再到人本身，都是对真实世界存在普遍联系的反映，他们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互为支撑，并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马克思指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奴隶制。”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哲学家发现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时期）。” 因此，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在实践层面必然要面对多学科互涉的问题，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可以应用多学科知识来观察和分析问题，通过独立思考来发现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并经过自我反思形成自己的观念，在不断前进的文明社会中探索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我之间的联系。

二、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的跨时空比照

世界历史的形成离不开文明之间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而往之与同一文明内部的文而化之，是人类历史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这种交往是基于对自我文明的清醒认知和对他者文明的理性认识，是人类社会自我反思的自觉化过程。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指出：“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通，现在是由过去铸造的，然而又不断的再现过去。”世界文明交往的历史首先展现了同一文明历时性的进步，同时体现了不同文明在同一时间线上的不同阶段与特征，以及文明发展的差异带来交往的可能性。这种交往不仅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也在地域的空间范围实现了跨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类的普遍交往及两者之间交互的能动关系，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这种交往的能动作用不仅可以弥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不足，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以跨越时空进行对接，从而促进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且人可以能动地选择自身历史发展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和同一文明内部的交往成为重要推动力量。

互动性是文明交往的本质属性。文明交往的意义不但表现在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在新陈代谢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的上升，也使历史交往由地域的、民族的交往走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历史逐步转变为整体性的全世界历史。正如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世界文明也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特征。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差异则需要交往，文明交往即是寓于多样性中的动态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既是人类文明中民族文化的同一性，也要在不同文明传统的合理交往中实现互补。人类正是要在世界文明交往中承认文明之间的多样性和同一性，在理解别派文明的基础上尊重对方，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到互补，从而实现人类与社会的交往自觉。因此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相互冲突，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是暂时的，不是文明发展的动因，世界不同文明的和平交往与融合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因。

文明交往有“交”有“往”，是一个双向或多向互动的奔流不息的过程，因而文明交往在本质上是动态的，这一动态特征不仅表现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更体现在文明融合后的内化与外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融合推动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而交往背景下文明内部的新陈代谢才是真正推动世界文明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后，在历史进程中可能表现出希腊化、罗马化、伊斯兰化、西方化以及汉化等称谓及其内涵特征。而在经过互动、互容、互斥以及相互渗透后，有益的文明因素内化使得外来文明为本土文明提供了养分，促使本土文明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因此，世界文明交往史的研究既应在动态的发展中看，也应在静态的分析中看，既从多样性上看，也从同一性上看，从而实现动与静的结合、多与一的统一。

纵观世界文明交流交融的历史，正是不同文明超越时空限度，接力棒式的文明互传，推动了人类文明不断前进。古代中华文明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等传入西亚地区，推动了阿拉伯地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进而带来东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译介运动。大量西方科技文化典籍被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语保存下来，又在欧洲封建教会黑暗统治后期被翻译成西方文字，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出现，以及产业革命的发展。随后，西方在世界文明从近代进入现代转型时期占据了优势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地区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近代早期，西方世界先进的器物文明和现代制度文明，被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引入其母国，从而推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后发性现代化改革或革命。中国在清朝晚期洋务运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辩论后，于20世纪初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新启蒙运动，在对西方文明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复兴中国固有文化”，为中国由近代向现代历史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中东地区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坦齐马特改革”、伊朗恺加王朝末期的“立宪革命”、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都成为该地区进入现代社会的肇始。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成果，尤其在西方式现代化面临危机下更彰显出强劲生命力，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选项。这一“东学西传”、“西学东渐”、你来我往的热闹景象，无不体现着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常态，也是世界文明相互滋养、经久不衰的重要来源。外来文明与本土传统文明相结合的交往形态，既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在空间上的相遇，也体现了同一文明内部文化传承与创新在时间上的转化与内化过程。

在世界文明交往中，人文精神作为文明的本质内涵，是文明交往的内在核心，是文明发生的内在逻辑，人的自觉意识和行为都是人文精神的表现。人文作为知识系统，以人的精神世界为根本，引导人们发展个性，完善人格，升华人的精神境界，使人生文明化。人文精神是对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反映，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人之为人的价值界定，是对理想中人的本质特征的说明，表现为人们关于人的一种价值理想、价值追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的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把握安身立命之根。谁要是把自己单纯地局限于学习和认知上，即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那他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世界文明交往史在人才培养层面的使命，不仅是为了点燃人性的光芒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使学习者习得能够适应社会的知识，更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培养深厚的人格魅力。

三、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的整体化路径

恩格斯曾说：“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世界文明史的演进本身就是各种文明共同进步的过程，并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作为现代化起源的西方世界则长期以来掌握着文明叙事的话语权，尤其是在近代向现代转型时期，深受殖民侵扰的非西方国家被认为在国际秩序中只是文明“规范的接受者”，“在国际社会的形成过程中，非西方的观念与活动被解释成不起作用”，在国际体系中心与边缘学说的语境下非西方国家的文明贡献也通常被忽视。因此，在推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应当具有全球眼光，客观评价发达国家的历史贡献，更应关注亚非拉地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与意义，将世界文明交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防止文明史研究中的孤立性和片面化。

“文明”一词源起于西方，世界文明史作为一种书写形式最早出现启蒙时代的欧洲。在西方文明叙事中，西方是先进、文明世界的象征，东方则是落后、野蛮世界的代表，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在早期带有浓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尤其是在近代早期，为了配合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活动，西方文明史研究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东方，构建其世界文明话语体系，将西方殖民主义活动合法化。美国学者阿莫斯·迪恩（Amos Dean）在19世纪中后期出版的7卷本《文明史》（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中提出，亚洲文明是人类的“幼年期”，而且“那里的幼年期仍在继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精神或道德进步的迹象”。无独有偶，杜库雷在《文明简史》中认为，“光来自东方，但正是西方把它带回给东方，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灿烂”，并在其最后一章以“欧洲文明传遍世界”结束。可以看出阿莫斯和杜库雷虽然承认东方文明在人类文明演进初期产生过灿烂的光辉，但仍然根深蒂固地坚持“文明优越论”，认为到了近代以后西方文明才是“高贵”的终极文明。英国学者约翰·拉伯克（John Lubbock ）在《文明的起源与人类的原始状态》中提出：“对人类低等种族的研究，在我们这样的帝国中具有直接的重要性……研究蒙昧之人的生活对我们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在世界各地拥有殖民地，我们的同胞身处文明的不同阶段，这些构成一个伟大帝国的一部分。”很显然，约翰·拉伯克的观点试图为西方殖民主义活动提供合法性的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西方世界关于“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诸般论说不断涌现，其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未来的全球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一条新的以文化为分界的“断层线”正在出现，西方与挑战者文明之间的冲突将超过其他任何分界线而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才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世界历史进程的交往越来越普遍，全球性危机与挑战不断出现，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理论底色的文明冲突与西式现代化越来越不能满足世界各国寻求独立发展道路的需求。如何从对抗冲突走向平等交流，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命题，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的重大论断。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旨在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文明观，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性，是在知识论意义上重绘文明的知识图谱，构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总体来看，研究世界文明交往史需要关注整体与个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黑格尔在论述“作为个体的个体是一个共体”中指出，“人作为这一个人来说，便不复仅是这一个别的人，而是与别的人站在一起，因而成为众人中的一分子。正由于这样，他便又属于他的普遍性，因而他就提高了。”注重世界文明交往史的整体性研究，既要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宏观研究，又要将单个文明的新陈代谢和自我扬弃的个体体验作为整体的个体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此同时，要注重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规律性问题，并在深刻的矛盾对立中把握文明交往，把传统与现代、冲突与合作、有序与无序辩证统一于历史选择的相融点上，用交往互动的整体观来对待文明同进的问题。

结 论

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现代科学技术开始融入并主导人们的生活，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知识谱系都随之出现快速变化，但人对自然、对社会、对自我的认知并不能匹配现代文明的急速前行，从而带来社会危机和时代之问的困惑。有学者指出：“科学在取代人文学科地位的同时，还使现代人文学科越来越受制于一种无法控制的傲慢。最终，现代科学渴望超越对自然的控制，达到对人性的控制，这是人类控制的最后一个领域。”相比于自然科学带来的物质飞跃和技术进步，文科越来越被贴上“无用之学”的标签。美国学者雅克·巴尔赞早在1963年就曾断言：“大学文科的传统已死或正在死去。”面对当前传统学科的发展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新文科建设正是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技术革命交叉融合，也是为了改变当前高校教育中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宜的问题，帮助人们构建对社会和自我的新认知。世界文明交往作为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我认知的过程，是一直在发展着的实践性活动。对该问题的研究需要打破学科壁垒，加速学科融合，以跨学科的视角克服单一学科的局限性，以全球视野克服地域的狭隘性，以相互联系的整体观点克服孤立研究的片面性，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世界之问，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特征的世界文明交往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