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管理学是我国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VUCA（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及百年未有变局环境下，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和创新是第一动力的价值作用，新管理学的建立尤为迫切。新旧管理学的区别在于它们依托的主体认知逻辑的差异。所谓的旧管理学主要依托于形式逻辑，而新管理学则主要依托于辩证逻辑，中国式辩证逻辑将为新管理学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新管理学需要以中国式辩证逻辑支撑新的概念体系并进而丰富学科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新管理学的建立并非为了否定旧管理学，而是为了更有效地解决旧管理学难以解决的新管理场景中的主要矛盾，以满足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并为世界管理学科的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关键词：新管理学；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中国式现代化
长期以来，诞生于西方工业化时代的管理知识、理论、工具和方法在我国管理学科建设中占据着主要地位，但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自主人才培养都离不开中国自己的新管理学。这种中国式新管理学是我国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管理学和旧管理学并不是以时间段为区分标准，也不是以管理实践中是否采用了新的管理工具和方法、管理学科建设是否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融合为区分标准，这些都是形式上的差异。新旧管理学的本质差别是两者针对的管理场景不同，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同，以及解决这些矛盾依据的认知逻辑不同。
一、辩证逻辑是新管理学建设的基石
只注重管理的知识、理论、方法和工具，而不能发现它们背后深层的认知逻辑，管理理论和方法就容易浮于表面，就容易变得僵化教条或者似是而非，也就不能因管理目的和条件的不同迅速得到有效的管理策略，管理学科建设的根基也就不坚实。
（一）管理学的认知逻辑是面向发现和解决矛盾的逻辑
管理学对自身认知逻辑的需求从未如此般迫切。我们处在一个VUCA的时代，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给管理工作带来很多困扰。正如《金刚经》所言：“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只有不拘泥于多姿多彩的VUCA表相，而是进一步审视其背后隐藏的认知本原，我们才能获得感知外界变化的参照系。试图以变化应对变化、以复杂的研究方法应对复杂的管理实践的方式是徒劳的，这些方式会使我们疲于奔命而累死在新技术、大数据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有以稳定的认知逻辑来看待变化的管理世界，才能使我们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晰。
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有效用好资源（特别是人）以产生新的价值和促进社会的发展。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管理的过程是发现和解决矛盾的过程，管理学依据的认知逻辑也必然是面向发现和解决矛盾的逻辑。企业与政府、上司与下属、客户与供应商、公益与商业、效益与效率、短期与长期、行政与技术、临时性和可持续性、创新与可控、原则性和灵活性等等之间矛盾的解决构成了管理的主要内容，管理的价值也正是体现在发现和解决这些矛盾之中。管理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尽管大部分的管理矛盾看起来是来自资金、技术、设备条件方面，但是，这些表面矛盾背后都是人的问题，都是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在需求、价值观、角色、立场、能力等方面的矛盾，或者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二十一世纪的管理挑战在于提高知识工作者的效率”，这将是管理学面临的新场景中产生的主要矛盾。产生于面向提高知识工作者效率的管理矛盾需要一个管理学中的热词——“软技能”来解决。相对于科技技能方面的“硬技能”而言，“软技能”是指基于个人属性的欣赏力、鉴别力或判断力，其本质在于对辩证逻辑的运用能力；与此对应，“硬技能”则是对形式逻辑的运用能力。这两者认知逻辑的差异正是衡量新旧管理区别的主要标准。
社会环境和数字技术的变化既带来了人们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人们观念的变化，与之相随，管理学建设的重点也必然会产生变化。不了解这些变化，新管理学学科建设很容易产生刻舟求剑的后果，而了解了这些变化，则能够实现管理的根本价值。新管理学主要针对的是模糊、不确定、易变和复杂的管理场景，这些场景中的主要变量不具体、不明确，无法结构化表达，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清晰，无法基于形式逻辑来推理、优化进而得到相应的管理机制和策略。辩证逻辑在管理中运用时善于看趋势、抓时机、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演化，并充分考虑了人的因素以寻求管理中的动态平衡。
（二）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适用于不同的管理场景
形式逻辑在欧洲的创始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基于三段论的逻辑系统，其论述形式逻辑的代表作有《形而上学》和《工具论》。形式逻辑的基础在于三大定律：同一律，即“A就是A”“A不是B”；矛盾律，即“A是B”与“A不是B”不能同时成立；排中律，即“A是B”这个陈述要么是对，要么是错，不会有第三种可能，对错不能同时存在，对错以外的第三种可能性也不存在。形式逻辑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一个陈述的对错与陈述者的主观情感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在形式逻辑的世界中，科学性是判断的最终依据，在其论断的结论中是没有矛盾的。在这种逻辑推演中，人只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性资源，人的主观决策判断在结论的形成中无足轻重。
“数字化管理”是管理学中的一个热词，但数字化管理解决的是人们对管理工作已经有了充分认识、能够用形式逻辑表达的管理工作，对于VUCA环境下知识工作者创新工作中产生的矛盾则难以解决。数字化管理基于数字孪生，也就是要将现实中的管理问题孪生为数字世界中的数字模型，通过数据结构的设定、数字的获取和测量、数字间关系的表达和处理得出正确的或最佳的结论。可以看出，数字化管理只能解决真实世界中很少一部分结构化的矛盾，即能够依托形式逻辑解决的矛盾，它的本质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的升级版。尽管数学是最优美的科学语言，它可以简洁、精确、无歧义地表达人们的思想，但是，当这种科学语言与不精确的前提条件、不存在的基础环境，特别是和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混杂在一起时，期待其产生确定性的、所谓“科学的”结果将是不科学的。
相对形式逻辑而言，辩证逻辑要求用系统的、动态演变的观点看待矛盾。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其《逻辑学》中首先阐述了辩证逻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将它从《逻辑学》中总结和提炼出来。辩证思维也有三种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即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矛盾，这两种矛盾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它们共同促进事物的发展；量变质变规律，即量变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运动形式发生了改变，进而会引发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即事物会在不断否定自己中成长。
在VUCA环境下，管理场景很难提炼出稳定的变量，也难以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而依靠预测性的管理方式难以胜任解决这些管理场景下的矛盾，形成逻辑依托的基础也难以存在，而辩证逻辑中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量质互变等规则则能够产生适应性的管理方式和创新性的结果。辩证逻辑不像形式逻辑那样通过一个没有矛盾的推导过程得到没有矛盾的结论，而是正视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普遍性，把矛盾本身当作内容来研究。通过形式逻辑的分析和论证得到的是没有矛盾的结论，在辩证逻辑看来，这些没有矛盾的结论要么是将其放在系统的某一个局部得到的，要么是在系统的某一个特定的静止阶段得到的，要么是将各种矛盾中和后得到的。辩证逻辑承认真理的相对存在性，它在认为运动是绝对的同时也承认有相对静止的存在，承认将事物放在一个条件下存在绝对的正确性。如果说形式逻辑是基于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是科学技术的基础；辩证逻辑则是基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是管理者在VUCA环境下的管理场景中为提高知识工作者的创新能力应该熟练运用的认知逻辑。
形式逻辑是把概念、判断、推理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形式或格式，并以同一律为基础的思维方式，线性的、完全理性的推演过程是形成结论的必要条件；辩证逻辑则是把概念、判断和推理看成是变化的、发展的，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基础的思维方式，非线性的、有限理性的演化过程是形成结论的必要条件。在管理实践中，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之间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彼此交错的双螺旋关系。当对辩证逻辑加以时间或其他条件约束时，辩证逻辑就变成了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只是辩证逻辑的一个相对静止、片段的特殊状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辩证逻辑是形式逻辑的发展与升华。诡辩否认相对静止的存在，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绝对的真理。否定形式逻辑，就会使辩证逻辑陷入诡辩；否定辩证逻辑，就难以看到社会和真理的发展和变革。
二、中国式辩证逻辑将对新管理学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小室直树（Naoki Komuro）认为中国人的认知逻辑是基于揣摩、臆测而巩固情谊的逻辑，其目的在于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绝对不是用逻辑把对方逼得走投无路”。但是，小室并没有说清中国人认知逻辑的根本特征。我们拟在归纳中国式辩证逻辑特点的基础上，进而论述中国式辩证逻辑的三个支柱和中国式辩证逻辑将有可能在新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式辩证逻辑的特点
基于《易经》的中国式辩证逻辑与西方的辩证逻辑不尽相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中国式的辩证逻辑更强调人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充满人情的社会，人们判断对错并非完全依赖于客观事实，而是根据情、理、法三者之间的平衡。相比形式逻辑而言，中国人更擅长采用基于对情势和利益综合权衡的辩证逻辑。
为了解释社会现象，必然需要考虑人的因素，特别是在VUCA环境和面向知识工作者、面向促进创新的管理场景下，以人为本、基于人的判断而不是公式化的决策尤为重要。中国式辩证逻辑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人们对公平性的主观感知而不仅仅是数量化的测量。中国式的辩证逻辑重视人对逻辑推理的接受程度，而不同人对同一种分析的接受程度不一样，因此中国人更注重逻辑分析的展示方式，或者说游说方式。中国式的辩证逻辑与黑格尔等人提出的辩证逻辑相比，更侧重于对逻辑的运用而不在于逻辑本身的学理性和严密性。换句话说，中国式逻辑的重点不在于事实本身之间的关联关系，而在于人们传播与接收事实之间的关联关系，因而中国式逻辑具有很强的辩证性和主观性。
2. 中国式的辩证逻辑更重视变化的特殊性。尽管西方辩证法中的量变引起质变定律和否定之否定定律也隐含着变化，但是中国式辩证逻辑将这些反映变化的统一规律更加具体化，更强调造成这些变化的特殊原因。
中国式的辩证逻辑是根据情势和利益权衡而定的思维逻辑，是一种根据态势和特定情境，对A、B两种矛盾立场之间的利益权衡做出取舍判断的思维逻辑。中国式辩证逻辑是充满弹性的，其体现形式是充满变化的。中国式辩证思维除了符合通常的辩证思维三大定律外，还加了两个特殊的、反映情势变量的词——“势”和“节”。“势”是指趋势，也可用“时”来表示；“节”是指特定的时机、节奏，也可用“机”来表示。“节”蕴含在“势”中，是“势”的一个特定节点，因而也可将“时机”合为一个变量来对待，“时机”是避免矛盾由量变演变为质变的阀门。
（二）中国式辩证逻辑的三个支柱
中国人的辩证逻辑根植于《易经》，其核心在于将世间万象的变化趋势看成是由“阴”“阳”两种矛盾的基础单元组成的若干系统，这些系统按照对立统一的内在关系不断演化。《易经》之所以能够被用来预测，实际上也是从这些对立统一的矛盾中判断事物演变的趋势。
“阴阳”“太极”“中庸”可以被看成中国式辩证逻辑的三大支柱。概括起来说，中国式辩证逻辑认为和谐的整体（无极）是相对的，任何一个和谐的整体都蕴含着绝对的阴阳两种既对立又统一（两仪）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判断标准在于矛盾演化趋势给矛盾双方带来的利益或损失的权衡，解决矛盾的时机在于矛盾双方力量的演变趋势中还没有出现明显分化的太极阶段，而借助矛盾双方自身的力量互动或借助第三方力量所得到的中庸方案则是解决这些矛盾的策略。
王宗岳在其《太极拳论》中提出：“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也就是说，“太极”是采取行动的时机，并且这个时机是在“无极”即将分为“阴阳”这个两仪状态的短暂期间。“无极”可以表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尽管暂时看起来是和谐的，但其中必然蕴藏着两种矛盾，即“阴”和“阳”。和谐是相对的，而矛盾是绝对的。“阴”和“阳”还未出现分化时，它们呈现为统一状态，矛盾似乎不存在；但当“阴”和“阳”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化，形成明显对立的“两仪”时，量变已经引起质变，解决矛盾就为时已晚，即使能够解决，也至少会失了和气，而造成以后更加难解决的矛盾。因此，解决矛盾的最佳时机是在“无极”和“两仪”之间的“太极”阶段，太极阶段的捕捉和利用不仅需要人们对大势有正确的把握，也对人们的决断能力和响应速度有很高的要求，而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水平的高低本质上是由人们能否发现和把握矛盾演变的太极阶段决定的。
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中国人影响很深，国学大师林语堂更是将中庸看成是中国人处事智慧的代表。“中庸”的策略是在明晰事物发展的规律后，要尽量采取不走极端、兼顾各方利益的方法才能解决矛盾。任何矛盾都需要某种力量才能解决，这些力量可以实化为材料、器械和设施，也可以虚化为权力、情感和文化，它们是解决矛盾者需要掌握的资源所在。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庞朴先生从儒家辩证法视野，将中庸定义为“一分为三”的辩证法，按照这种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中的“对立”是解决矛盾的起源，而“统一”才是解决矛盾的结果，这也是有人认为中国式辩证法是“和谐辩证法”的原因。
（三）中国式辩证逻辑将在新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管理与人密不可分。与经济学将人作为理性的、抽象的、群体性的研究对象不同，在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中，人是有限理性的、具体的和独特的。虽然人对组织来说是最宝贵的资源，但人同样是最难以标准化、最具有不确定性的资源。人的“难以标准化”和“不确定性”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而且在可见的将来，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人们在决策时依据的理性利益和感性情感是需要权衡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认识和解决这些领域中的矛盾时中国式辩证逻辑尤其擅长。荣格很早就提出了西方科学与东方智慧的关联，“科学是西方精神的工具，依靠科学可以比仅靠双手打开更多的门。科学属于我们的理解方式，只有当它把自己的理解方式看成唯一正确的时候才会阻挡我们的视线。然而，正是东方把另一种更加广泛、深刻和高明的理解方式传授给了我们，那就是通过生命去理解。对于这种方式，我们只有模糊不清的了解，认为它是各种宗教术语所产生的一种近乎朦胧的情感，因此我们欣然给这种东方‘智慧’加上引号，将其归入宗教迷信这一模糊领域。但如此一来，我们便完全误解了东方的‘实事求是’”。
新文科建设应该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内容，新管理学建设更是如此，它必须以中国式辩证逻辑和中国管理实践为根基。莱因哈德·瓦格纳（Reinhard Wagner）认为，“为了解决真实世界特别是社会互动场景中的复杂问题，西方的管理院应该注意学习中国式辩证逻辑，这种逻辑将在VUCA环境下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量具备中国特色的管理实践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些管理实践必然会产生不同于西方传统管理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工具，中国式辩证逻辑将在新管理学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依据中国式辩证逻辑塑造新管理学建设中的概念体系
概念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本质特征的体现，缺乏概念体系则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学科，而旧的概念体系不能构成新的学科。新文科建设需要建立在新的概念体系之上，新管理学科也是如此。正如笛卡尔坐标系（Cartesian coordinates）中的概念与极坐标系中的概念不同、牛顿力学与量子力学中的概念不同一样，新管理和旧管理中的概念体系也必然不同。逻辑不同，产生的概念体系也将不同，中国要在新管理学建设中作出贡献，需要按照辩证逻辑，特别是中国式辩证逻辑重塑管理的概念体系。
（一）旧管理学的基础假设及其缺陷
基于形式逻辑的旧管理学的基础假设是：管理者比被管理者懂得多。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管理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概念无不隐含着这种假设，因为管理者比被管理者对工作的价值、工作开展的方式以及被管理者具有的知识和能力等更了解，管理者才能有可能去为被管理者设定目标、制定计划，才有可能去为他们设定最优的工作方式，也才能够制定针对他们特点和需要的激励手段等等。
“泰勒制”是这种假设之上产生的管理方式的最典型代表，近百年来在管理学科中始终占据重要影响力地位，以至于德鲁克认为泰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因为他使体力工人的效率提高了50倍。尽管泰勒用了“科学管理原理”这样的概念，也提出了“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劳资双方思想的革命”“劳资双方对业绩有均有责任”这样的思想，但泰勒制的基石还是上司比下属懂得多，他们可以为下属设计最佳的工作方法，下属需要做的就是严格运用这些方法。泰勒制是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其依据的“科学性”前提条件为预测型、工具型管理、向内分解和形式逻辑提供了应用场景。这种产生于机器工业时代的假设一直延续至今，并且还将在大量场景下延续下去。
但是，基于这种假设的旧管理学在VUCA环境下、在以创造新价值为主要目的的新场景下则存在以下困难：
1. 管理者或客户不能明确言说自己的需求。在VUCA环境下客户的需求也是模糊的，不断因环境变化而变化。如果供方被动追逐着这样的客户需求，也必然会使自己迷失方向并陷入困境。对管理者来说也是如此，在不明白自己需求的情况下会朝令夕改，下属执行起来也会无所适从。在这些管理场景下，“指挥”和“控制”这些旧管理的基本职能也就无从发挥了。
2. 管理者或客户不明了满足需求的途径。这种情境下管理者无法在“计划”“组织”中发挥作用，也无法对工作进行质量和风险管控。对于客户来说，无法明确实现目标的工作分解，无法制作一个只有需求的招标方案，自然也无法确定预算与合同价格。管理者固然可以通过设定目标、采用倒排工期和加大奖罚力度的方式来管理，但因为缺乏形式逻辑的支撑，失败率较高，而一旦失败即使给予处罚也不能弥补客户或管理者自身的损失。
3. 管理者或客户不能肯定谁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求。尽管被管理者或供应商可以承诺自己满足管理者或客户需求的能力，但这种承诺是不可靠的。事实上，很多需求或满足需求的途径对管理者或客户来说是新的，对被管理者和供方来说也是新的，很难按照以往业界的经验来判断谁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更难判断他们是否将自己的能力充分释放出来。依靠知识和创造力开展的工作很难有行业标准或者“劳动定额”来设定衡量指标。奖罚的前提是管理者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结果、什么才是取得结果的有效方式以及被管理者的需求是什么，如果管理者不知道这些，奖罚就会大大失效。
在VUCA和创新环境下，管理需要借助辩证逻辑识别和解决上述三种场景中的矛盾。在VUCA环境中的管理是敏捷迭代或不断试错的，它们不是以线性过程为主的预测型、工具型、向内分解的管理，而是以迭代为主的适应型、以人为本和向外融合的管理。
（二）新管理学相关概念的衍生
确立人与人之间的角色、责任和价值关系是新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是新管理学科概念体系产生的主要场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这些都为建设新管理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管理应该成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力和保障力，而绝不能成为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的阻力。新型生产关系，即围绕价值链、创新链、产业链和人才链等构建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将成为新管理学科建设中概念、知识、理论与方法创新的主体内容。
在新的管理场景下，管理缘起于人与人之间价值诉求之间的矛盾，没有人的价值诉求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也就没有后续的管理要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管理被协作伙伴关系所取代，一方提出价值诉求后，会有愿意满足其诉求的相关方做出呼应，他们会提供满足发起人诉求的方案以及与实现方案相伴的自身价值诉求，这些诉求可能是价格也可能是工作环境等。大家彼此磋商，形成互为甲乙方的初始协作机制。在这种初始协作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彼此的信誉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些信誉可以来自以往合作中的积累，也可以来自于社会信誉。
达成初始的协作机制，就意味着通过协商彼此间的责权利关系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在此状态下大家开始按照各自的角色而不是岗位开展工作。随着工作的开展，各自的责权利会和初始设定的各自的价值诉求发生期望值与实际值的偏差。这些偏差如果在一定的冗余范围内，大家都可以接受，因为理想和现实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如果超出了这些冗余范围或有超出冗余范围的限定风险时，彼此间的协作机制就失去了均衡，从而产生裂变。这时候可以由某个相关方个体提出，也可以根据协商大家共同进行协作机制重构。
重构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对协作方式，如角色关系、沟通机制、激励手段、技术方案等进行调整。第二种是对相关方价值诉求的重新调整，即调整对协作的价值预期。这种调整可以是降低的，也可以是增加的，可以是更数量化的，也可以一部分更定性化的。如果这两种调整可以在相关方之间就协作机制达成新的均衡，则协作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如果这两种调整达不到均衡，就需要考虑第三种重构方式，即更换相关方。如果采用第三种重构方式可以在相关方之间达成协作机制的均衡，协作也可以继续进行，如果达不成均衡，这种机制就耗散了，也就是说协作只能中止。
在如此过程中，如果相关方的价值诉求均感满意，就可以称之为协作机制的收敛，这也就意味着管理工作可以结束了。当然，重构后收敛时满足的相关方的价值诉求与初始的相关方价值诉求很可能不一样，但这并不影响相关方对成功的定义，即管理使协作创造了满足相关方独特价值诉求的成果。
在新管理学中，均衡、裂变、重构、耗散和收敛等概念将取代人们所习惯的范围、里程碑、生命周期、岗位、客户、供应商等概念，它们更能够体现知识工作者协作创新蕴含的新管理场景，而“价值”也将取代“目标”，“协作”将取代“组织”，“分享”将取代“分配”，“协商”将取代“指令”，“共识”将取代“控制”，“韧性”将取代“精细化”，“影响力”将取代“领导力”等。管理过程的展开将随着矛盾的演变确定动态角色，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动态实现新的平衡，这些都无不体现着辩证逻辑特别是中国式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则。
四、在新管理学建设中有效运用中国式辩证逻辑面临的挑战
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新管理学建设中如何有效运用辩证逻辑面临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双重挑战。
（一）实践应用方面的挑战
由于新管理系统的矛盾会动态出现，矛盾的演化路线是非线性的，在矛盾的演化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分支路径，一个矛盾的解决会产生很多事前难以预测的路线偏差，维护系统稳定的策略变得尤为困难。如果过于强调矛盾导向，这些策略就容易被忽视。避免过于灵活而缺乏长远稳定的策略是运用辩证逻辑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中国式辩证逻辑的有效性建立在对特定情境的利益权衡之上，其起点在于根据阴阳对立统一思想来发现系统的主要矛盾。很多人在运用这种辩证逻辑时容易将战略方针和战术方案对立起来，或者过于僵化教条而不能根据矛盾的特殊性采取特定的解决措施，或者过于灵活而忘记矛盾的普遍性而就事论事。
矛盾不会凭空发生，它总是一系列相关事件的组合。从无极（相对和谐）到两仪（矛盾激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即使这个过程比较短暂，它依然是一个阶段而不会是一个绝对的突变。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从系统中抽象出两个代表阴阳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的变量，并对其进行监测，就能够将隐含的矛盾关系的演变趋势显现出来。中国式辩证逻辑认为解决矛盾的最佳时机在于太极阶段，即矛盾已现端倪但还没有明朗化，矛盾的双方对产生的分歧有了意识，但依然希望携手解决矛盾、争取双方满意的意愿，而不是矛盾已经激化、双方都倾向于采用零和对策的阶段。这个阶段从理论上讲是解决矛盾的最佳阶段，因为双方容易相向而行。但是，由于把握矛盾的分寸难以用科学方法解决，特别是对太极阶段的理解和把握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对信息的判断能力，因而决策和做事的效果会因人而异，对决策者自身品德和能力的要求很高。
依据形式逻辑看来，世界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对事物的判断立场鲜明，沟通方式也比较直接，但辩证逻辑特别是中国式辩证逻辑是将世界分为黑、白和黑白相间产生的灰色三种种类，而且灰色甚至于彩色占据了大部分。中庸是中国式辩证逻辑用以解决矛盾的基本思想。基于中庸的矛盾解决策略就是尽量采用非线性的、以置换或借力的方式来避免矛盾对立，从而增加矛盾双方的统一性。非线性的中庸方式带来的是渐进的演变，而不是彻底的革新，中庸的策略容易与妥协、软弱、理想模糊混淆，是因为人们常常忽视要在不断“极高明”中寻求不同“时机”与特有“群体”目标实现的最佳均衡。灵活、柔性、以和为贵与因矛盾特点而变化的中庸之道容易给人一种缺乏原则性的感觉，是因为人们常常忘了“时中”“人和”的更高原则性。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极高明，道中庸”的中庸之道，其灵活的策略是建立在不断求索“正道”和严格的原则框架内享有的有限自由度，对初心的信守也是在管理相关方之间达成共识，找到中庸式矛盾解决策略的基石。
管理是一种有残缺的美，因为它总是解决了一种矛盾还会产生另一种矛盾，人们用于认识世界的逻辑也是一样。辩证逻辑不能取代形式逻辑等其他认识和解释世界的认识论，反之其他逻辑也不能取代辩证逻辑。一花一世界，所处的世界不同、承担的角色使命不同，人们采用的逻辑就不同。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新管理和旧管理之间也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方面的挑战
从管理学研究方法上来看，目前大量管理学的学术研究成果是通过演绎和归纳的方法得到，二者皆基于形式逻辑，尽管归纳法在运用形式逻辑时更隐蔽一些。英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波珀（Karl Raimund Popper）论证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按照波珀的论点，归纳法并不是科学方法，那么，基于一个非科学的方法得到的科学结论的可靠性何在？即便演绎法是科学的方法，而演绎法的基础在于公理、引理、定理、推论等逻辑推理过程，这个过程似乎很缜密，但公理则是“依据人类理性的不证自明的基本事实”，可见公理是基于常识，也就是基于归纳法得到的。公理也是一种假设，换句话说，任何科学发现都是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得到的，如果前提不正确，无论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其结论都是不可靠的。
从过去的管理具体个案中抽象出普遍的规律，以指导未来的实践是实证归纳研究的目的，但是，这些普遍规律并不能够代替未来的管理实践。这些普遍规律不是科学的结论，而是可以给未来管理实践提供有益的假设，这就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必要性。如果将实证的、通过归纳法甚至是演绎法发现的规律作为一个确定性的结果来看，人们就容易在管理实践中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经济学研究很依赖统计规律，基于大样本的统计分析可以作为对大样本和全局性政策有影响力的政府部门的决策依据，但是，这些统计分析的结论并不能够直接被具体的企业使用。管理学与经济学看似关联密切，但其中有本质的不同。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统计规律，而管理学侧重于个案对策。经济学的统计规律能够给管理决策提供假设，但是，管理决策不能将这些统计性假设当成是适合自己个案情况的确定性依据来使用。
无论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都需要对研究的变量仔细地定义，使其能够反映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只有在“实事”基础上的“求是”，才是实事求是，研究的发现才能用以指导管理实践，而这些都离不开辩证逻辑。基于辩证逻辑的公式化研究方法目前也没有产生，甚至也不应该产生。基于辩证逻辑的思辨式研究（speculative research）、解释性研究（interpretative research）和开放性研究（emancipatory research）等将为演绎法和归纳法的应用提供目标方向、前提条件或假设基础，使基于辩证逻辑的研究和基于形式逻辑的研究彼此交错，形成螺旋式的演化方式。辩证逻辑可以用来阐释形式逻辑，但在辩证逻辑中直接运用演绎法或归纳法，则是试图用形式逻辑来阐释辩证逻辑尤其是中国式辩证逻辑，这是行不通的。
五、结 语
新旧管理学的区别在于管理场景及其认知逻辑的区别，而不在于基于时间线的划分，也不在于对管理工具、方法的种类和所用知识范围的划分。新管理学主要解决的是在VUCA环境下面向知识工作者和创新的管理场景，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这些管理场景也存在，但不是管理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随着时代的变革，这些场景越来越多，它们将会成为管理的重要挑战。
新管理学主要依托的认知逻辑是辩证逻辑，旧管理学主要依托的认知逻辑是形式逻辑。要解决新管理场景中的矛盾，并非排斥形式逻辑，其实当人们对管理矛盾的表述达到高度结构化程度，解决矛盾方案中的科学性居于主要地位时，辩证逻辑就转化为形式逻辑，新管理也就切换到旧管理。如果我们非要用工具和知识范围、用年代来划分新旧管理学的话，就难以把握其本质的变化，也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窠臼。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个学科的建设就像一座大厦的建设，没有坚实基础的大厦很容易坍塌，这个基础就是学科的基础逻辑及其背后的哲学，就是新管理学科建设的“道”。缺乏对基础逻辑的重视，对管理学的专业地位确立和学科发展是不利的，管理学不应该因其实用性而被看成是浮在面上的技能，更不应该将其看成是文学、经济学、数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旁枝或附庸。缺乏独特的哲学，缺乏独特的认识世界的逻辑方法，是不能让管理学具有学科独立性的。管理学固然与文化、经济学、数学、心理学有关，但如果只是将这些学科中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工具性器官拼凑在一起，是不可能得到一个有灵魂的、本体独立的管理学科的。不能在认知逻辑这个根本上对新旧管理学进行区分，就会使新管理学科建设陷入舍本逐末的歧途。
发展中的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了解中国，中国更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最诱人的市场和发展机会，没有任何国家和企业的发展希望将中国排除在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产生大量的中国式的新管理场景，也必然会产生中国式新管理学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