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般认为，大理科是以创造性为基本取向的学科，大文科则以秩序的供给呈现出保守的一面。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创造性是现代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与社会科学文化的共同特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刷新，也就是它的创造性，丝毫也不弱于大理科。从传统文化的“两创”扩展出来的新文科“两创”命题，促使人们意识到大文科在维护人文价值与创新知识体系上的双重责任。文科在目前大学体制中的被动处境，是文科新旧更替的现实动力。新文科需要以当下的“现代”品格确立其学科特性，以求新文科能够成功顺应科技革命掀起的知识变革大潮，让新文科能够重现“第一轴心期”的人文学辉煌，一改文科尾随理工科的颓势。为此，文科需要祛除“无用即大用”的自辩自限，以学科的跨越、知识的综合、当下“现代”呈现的“第二轴心期”的全新解释为取径，确立自己的宏大使命。新文科之“新”的根本含义即在于此。
关键词：新文科；两创；现代取向；第一轴心期；第二轴心期；人机关系
围绕“两创”即创造性继承传统、创造性发展传统来讨论新文科的使命问题，首先要做的，不是列举一些具体化的做法，而是需要弄清楚在“两创”背景下建构“新文科”所必然涉及的基础性、一般化论题。二者本不矛盾，但需分清先后。如果将一些细碎的做法置于优先位置，并将宏大问题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那么就会让新文科缺乏总体规划、全盘认知，因此会丧失新文科建设的现代方向；必须将新文科建设的宏观、总体方案放在首要位置，并以之引领新文科的发展，新文科才会在现代目标引领下步步推进，有效实现从传统文化的“两创”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两创”的目标，俾使新文科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合拍互动，促进知识与实践的相辅相成式发展。就此而言，新文科需要在跨学科、跨领域与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进行定位和布局。否则，新文科建设不过是文科自救的一个应急性、功能性举措而已。
一、科学的影响力
“新文科”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因此首先需要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确定它的位置。在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上，14、15世纪时人文科学（humanities）充当了先锋。从17世纪开始，自然科学（science）研究后来居上，19世纪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急起直追，仿照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如今，人文科学有落伍之虞，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也被人质疑。如果将人文社会科学与大文科画等号的话，那么，它在总体发展水平上明显低于自然科学或大理科。这便形成了一个大文科与大理科知识不平衡发展的态势。可以说，文理分科，不只是中国在大学升学考试时的一个简单分类，而是一个关乎现代知识与文化类型划分的大问题。中国大学升学考试中所区分的文理科，不过是对两种知识与文化体系的现代大传统的一个适应性做法而已。需要超出大学升学考试、大学学科体系这类人们熟悉的简单知识分类，去发现其间所蕴含的现代知识与文化类型深层意味，以及这样的类型划分对现代知识发展与社会进步所发挥的重要影响。
现代知识是一个分科知识体系。知识的分科发展，由古希腊奠基，中世纪则由神学统领。现代知识的分科发展，起源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学、历史学的发展。这与现代早期阶段民族主义的兴起及民族国家的初期生长具有密切关系。随后兴起的自然科学，全面掀开了现代分科知识的大幕。自然科学不仅在其内部出现了日益细密的学科分化，而且也从总体上与传统的人文社会知识划分出鲜明的界限。17世纪，一批科学天才如牛顿、笛卡尔等人的科学探索，宣告了人类进入科学时代。科学地认识世界，就此取代了直觉地感知世界，让人类批量生产出建立在精确性基础上的现代知识。“科学得到了高度的尊敬。显然，人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即科学及其方法具有某种特殊的东西。说某种主张或某个推理方法或某项研究是‘科学的’，就是想以某种方式暗示它们具有某种价值或某种特别的可靠性。”在打破了所谓科学迷信以后，对“科学是什么”所作出的此一概括，足以让人们醒觉，即便当下人们对科学的崇拜不再，但人们对科学所具有的可靠性还是高度信赖的。这是因为，在科学诞生之前，人类所有的知识要么是根据启示、要么是根据直觉、要么便仰赖单纯的经验观察，而没有生产出像科学那样的知识。科学是“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不以个人的观点为基础”。这是人类知识建构的一次大革命。到19世纪，科学已经建立起知识的绝对权威性。在这一知识革命进程中，人们根据个别经验建立起来的社会知识体系开始动摇。就社会科学的观念自觉来讲，孔德依据科学的启发，主张像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社会研究的实证方法理念由此挺立。人文科学，也就是传统的文史哲研究，尤其是文史研究反应较迟缓，直到数据化方法的引入，才汇入科学洪流之中。
科学之所以在人类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中发挥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一是因为它依据事实推出知识，不以个人意愿与意志为转移；二是因为它依托于证伪的逻辑，不断地进行知识创新。科学知识的创新，直接以技术革命的方式展现其强大威力，因此形成一种相互成就的局面：一方面，科学研究总是处在知识突破的状态中，它引领自身革命和技术革命。“科学家往往要压制重要的新思想，因为新思想必定要破坏常规研究的基本承诺。不过，只要这些承诺还保留有随意性因素，那么，常规研究的真正本质保证了新思想不可能长期被压制。”科学的这一发展让其以范式转变的形式不断呈现出来，这与人文社会研究中新思想长期被政府意志所抑制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知识状态。科学知识的刷新，成为技术革命的知识动能。另一方面，技术革命又反过来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技术整合了科学、社会组织和价值体系，因此将科学研究的应用及突破与技术的需求连接起来，以改变物质的存在形态并适合人类需要的方式，推进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关联进步。在技术自主论视野中，“技术是人类无法控制的，而且有自己的生命”。因此，被视为应用科学的技术，与理论科学的研究携手，按照固有的逻辑演进，而不受人的主观意愿支配。科学与技术都是以创新性、创造性为特点的，故它们与人类历史上被长期重视的神启、天启知识的稳定性大为不同。
以科学知识为模本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与新人文科学知识，尽管促成的是“两种文化”，但后者受前者尤其是受全面主导性的科学文化的影响，会形成一种类似于科学文化的知识特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前一个方面即两种文化的特点来看，“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保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anti - intellectual），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轻蔑，是其足以构成“两种文化”的重要理由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两种文化的共存性，它们之间就不能不出现相互影响的情况。一者这是因为，截然区隔二者，会对实践、智力与创造性造成损失；二者则是因为，科学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长，而文学文化或人文文化的影响力则显出衰颓迹象。为振衰起弊，人文文化接受科学文化何以昌盛的某些启迪，就成为具有显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事情。
不但具有悠久历史的人文学术承受了科学文化的巨大影响，人们对现代社会的观察，更是受到科学文化的巨大影响。如前所述，自孔德开创实证哲学传统始，便逐渐形成了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美国学者杰罗姆·凯根为此在斯诺的“两种文化”区分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种文化，并从九个方面指出了三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在主要兴趣上，自然科学关注自然现象，社会科学关注人类行为和心理，人文科学关注意义问题；在证据来源上，自然科学借重实验，社会科学在控制性环境中收集证据，人文学科重视文本；在主要词汇上，自然科学重视数学概念及其物质实体，社会科学重视人的心理与行为结构，人文学科重视概念间关系；在历史条件制约上，自然科学受影响最小，社会科学受历史影响较大，人文学科则严重受历史影响；对伦理的影响，自然科学最小，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则发挥出重要作用；对外部支持条件的依赖，自然科学高度依赖，社会科学程度中等，人文学科仅相对依赖；在工作条件上，自然科学需要规模性作业，社会科学可小规模甚至单独作业，人文学科则基本单独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上，自然科学的贡献是重要的，社会科学中等，人文学科最小；在学科的完美性上，自然科学经得起严格的数学检验，社会科学经得起广阔的理论视野检验，人文学科则以散文连贯其论点。
三种文化的区分犹如两种文化的区分一样，固然列举了三种文化足以成为“三种文化”的理由，但不能不看到，科学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在从事实推导出理论的基点上，它具有胜过一般社会观察和个人一己见解的共通性、精确性或可靠性优点。这是一般社会观察成长为社会科学，而个人一己的意义表述发展出人文科学的深沉缘由；这也是因为“具有科学的地位就意味着要具有自然科学的某些基本相似性，这甚至通常被社会科学家看作‘真正’科学的内核，在时间上和逻辑上具有优先性和典范性”。不惟社会科学如此，人文学科的晚近趋势，也是如此。“人文材料的数字、计算法已然导致诸多新模式的揭示。……数字人文学正在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理解，而且是之前从未被问及的新问题。这是人文学中最有希望的运动，正急剧改变着人文学实践。”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影响，主要就是在于它的事实性、理论性、推导性、创新性、精确性与可靠性。这让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术特征，与自然科学的学术特征一致起来。
二、文科的处境
正是以对现行文科或曰“旧文科”的不满为基点，“新文科”的倡导逐渐获得认同。“新文科”之“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建构之新，二是实际运用之新。但无论是在知识建构还是实际运用上，这个“新”都是在创造性维度得到体现的。“两创”，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特定角度得到界定的。新文科与“两创”的关系，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作为知识体系与生活方式的两种意义上得到理解的。这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性上得到呈现的一种关系。“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谓创造性转化，自然是以现代为坐标对传统进行的转化；所谓创新性发展，当然也是以现代为指引进行的推陈出新。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角度看，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诉求。
但是不是“两创”仅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目的具有规约性价值呢？可以说远不止于此。“两创”有没有超出中华传统文化研究范围之外的普遍意义呢？回答是肯定的。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讲，它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娱智游戏，而是直接关系到人类对自我的健全理解、理性的精神探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人类的目前处境来看，以“现代”取向来引导人文社会科学或新文科的研究，就此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新文科建设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因此，“两创”之成为新文科建设的主导理念，是一个可予确认的目标。
落实到新文科建设的事务层面，需要对其具体的动力机制了然于心。稍加分析可知，新文科的建设，存在积极和消极两种动力：从消极的方面看，文科本身的衰退，作为一个中国现象，进而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需要引起注意，努力予以改变；以勃然发展的科学文化引领人文文化和社会科学，便因此具备理由。从积极的方面看，文科处在变动社会的环境中，自身处变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为文科的知识刷新与实践切入提供了强大动力。“两创”对文科而言，既是学科重塑的目标，也是学术发展的动力，更是社会实践需求的显著体现。而从超前发展的科学文化那里吸取资源，从科学正在引发的社会遽变中聚集动力，正是新文科从理念落实为行动所必需。循此思路，人们需要首先知晓目前文科的总体处境。
从三种文化的特定角度讲，在科学技术疾速发展的当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仍然着重于事实描述和随性解释。从总体上讲，人文社会科学既没有挣脱存在性自辩的尴尬，也未能改变气喘吁吁跟踪自然科学前进步伐的被动局面。从知识进步的角度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发展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一方面，这固然与自然科学的进步速率很快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保守定势的难于改变紧密相关。在大文科内部，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史学科的保守性较强，无论是在“现代转变”的知识回应上，还是对“现代后”的转变，难以了然于心，都落后于时代变迁的步伐。社会科学模仿科学方法，在方法上不断更新，因此在知识体系中的境遇略好于人文科学。但从总体上讲，文科的落伍，是一个在知识上进取性不足、保守性有余的结果。新文科的建设，需要有力地改变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落后面貌。“两创”对新文科建设最具启发性的地方，就是促使大文科以创造性为知识建构取向，以引导社会实践为实际目标。这是大学文科自我革命所催生的一个话题。它远不是一个中国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普遍问题。比较而言，三种文化的发展自具特点，本无须加以硬性的优劣比较；但因为它们在发展中显现的不对称性，反倒促使人们审视其各自的短长。现代知识建构中三种文化的不对称性，正是新文科建设的知识动力所在。将人文与社会科学作一体观察，从两种文化视角来看，相对于理科来讲，文科的落伍究竟在哪里？简而言之，文科以个性而不是以创造性为取向。尤其是在文史研究中，基本上是以知识的叙述、复述以及重述为取向。在不同的叙述中，尽管可以表现出研究者明显的个性，但却并没有提供什么知识增量；在各有叙述风格的作品中，人们会读到特色不同的叙述性文字，但因为缺乏知识上的突破，人们基本上是以保守的知识态度重读或叙述相同的知识，而没有以创新来应对知识的更新需要。
在两种或三种文化的比较中，相对于科学知识日新月异的发展，人文与社会科学文化的处境日益窘迫。人们尽可以大文科的知识所具有的古今通用性来为之辩护，但这无助于改变大文科的尴尬处境。文科的衰颓，不仅长期存在于中国，而且也遍及整个世界。这类窘迫，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在大学的学科政治中，文科处于尴尬地位。文科在与理科、医科、工科一起商讨学科规划、学术发展、职称评审的时候，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后三者统称的自然科学或俗称的大理科，获得了远超人文社会科学的权力尊重和同行礼敬。科学家在业余可以写作《两种文化》来为文学（人文）文化申辩，这近乎一种越俎代庖、居高临下的同情性说辞；一个人文社科学者只是忙于自辩而绝无为科学申辩的意欲与机会。因为处于强势地位的大理科教授，根本不需要大文科教授为其辩护。这是大学学科政治中的位势所注定的状态。而来自于大文科的教授们对科学展开的所谓“批判”，常常是外行对之的无知、迷惘、担忧与嫉恨之表现。
第二，大文科专业在大学体制中的地位越来越低。这一方面表现为文科在杰出大学中占比的降低。以传统所称的综合性大学来讲，所谓文理医的三分天下，文科早就是瘸脚的一方，甚至不时传出裁撤文科的动静。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大学生对人文社会学科的疏远。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所学大多不是首选志愿，而是被动接受专业调节的归位。再一方面表现为大文科总是处于一个尴尬的自怨自艾状态，在无奈之中期待一个文科大繁荣时代的到来。即使在以文科影响美国精神的哈佛大学，文科的学术建制似乎很是完善——仅就政治学而言，就在文理学院设有政治系，还另设有肯尼迪政治学院。但就是这所以其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世界第一为人瞩目的领袖级大学，始终还是以其大理科的获奖人数众多而让人青眼有加。中国大学中的文理悬殊处境，相对于西方自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大文科汲汲于找寻解困途径，以至于左冲右突，以治标为治本。为了勉力应对大文科面对的科学文化挑战，人文社会科学竭力以创造性为取向，但无非就是“新瓶装老酒、老瓶装新酒”而已。真正的创新，少之又少。其间不外是文文结合、人文与社会结合，这是一种大学学科的组合方式变换。在中国大学中流行过的PPE专业，即哲学（philosophy）、政治学（politics）与经济学（economics）的整合性专业，是一个在西方尝试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的做法，在中国也未必能兑现预期的尝试。另一个做法就是采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与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形式，来挽救吸引力下降的文科声誉，以补救所谓理工科狭隘专业教育之弊。其实，这样的教育形式，既伤害了大学所必需的专业教育，也未能培养出预期的通才。相对于有些过分的专业教育来讲，通识教育与博雅教育并不是文科教育的出路。原因很简单，在今天知识极度专业化分工的处境中，文科往细处去进行深入地微观研究，是博雅教育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但却是文科不能不去完成的研究任务；现代科学朝宏观方向的发展，需要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联手去思考、去解释、去解决，这是两种矫正性教育形式也无法完成的任务。换言之，在自然科学研究结构性转变的当下，既不能指望以通识和博雅教育为专业教育“解毒”，也不能指望专业教育顽强地走下去而自我解套。需要以一种创造性的融合，将专业教育掘进到更深更专的层次，同时将跨专业的整合性教育开拓为专精结合的教育模式。而这是东西方教育都需要正视的问题。那种以古代式博雅教育补现代专业教育之弊的想法，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凭空说辞。自然，从大文科引领人类精神生活的角度讲，文科的局促状态就更是令人扼腕。
三、“现代”取向
以“两创”或创造性确定“新文科”的现代取向问题，是一个为大文科解除困境、健康发展而谋划的新文科定位问题。新文科如何服务于“创造性”的现代取向，需要解决以下方向性问题。
第一，需要估价新文科面对的实际压力。“新文科”的提出，是教育主管部门给大学部署的任务。由于中国大学的财政主要来源是国家拨付，因此，这构成了大学改造文科，从目前的“旧文科”发展到国家意志所属意的“新文科”的直接驱力或实际压力。相比而言，大学文科的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史学科的学术定位更加学术化一些，但也须应对国家的需要；而大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几乎一直以政策对策或咨询为目的。这就将拨付财政与当下文科定位直接联系起来。当下文史哲学科需要承担“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任，因此让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界并不那么清晰明确；或者是在相对合宜的情况下，国家对新文科的建设期待，就更是具有强大的引导性。大学文科这类“学术”部门与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以及政策研究室这类“理论”部门的职能重合度显著增高。结果必然是，有关部门对大学文科的不满，以及大学自身对文化的知识审查，互促式地增强；在社会面上，公众对文科的疏离以及“无用”印象的强化，与大学文科的自我不满及一味寻求公众青睐的尝试相辅相成，让文科的精深思考与慢工细活成为奢侈。在此背景之下，大学文科如何确立其发展方向，促人深思。
第二，需要确认新文科创造性的时代面向。时代，自然需要区分为大时代与小时代。小时代是范围有限、时长较短、深度有限的时代；大时代是范围很广、时限漫长、深度罕及的时代。从国家角度、改革视角、优化局面的角度确立的时代概念，都是小时代概念；从全球视角、结构变化与深度影响上确立的时代，则是大时代。今日人类便处于一个大时代的当口。一是科学和技术的结构性突破，正催生一个与科技产生以来引发的巨大变化有着根本不同的状态：从人对机器的制造与绝对控制演进到人机合一时代，从人脑绝对优于计算机演变到脑机接口控制人类智能的阶段，从人向死而生演变到突破死亡边界的关键时刻，从人对“人”进行自主定义演变到人、神与机器相互界定的时期，从人类限定在地球空间演变到登上火星或与宇宙同类生物打交道的关口。二是人类亟须应对一个根本结构变化的价值重建与规范重造局面。这就需要人类自觉意识到长达两千余年的伦理惯性的终结，以及一个前所未见的局面的开启。总而言之，人类社会的彻底重构不再是空想或幻想，而是正在迅速推进的现实。这些是科学与技术创造的第二轴心期（the second axial period）逐渐变为现实的标志性事件。人类必须以走出第一轴心期（the first axial period）所创制的各种神圣与道德价值及其主导的行为规则体系，以第二轴心期的崭新结构来刷新第一轴心期塑造的人类面貌。这既是科学技术创造力的全面体现，也是在科学技术革命性飞跃的当下，人文社会科学必须急起直追，以同样的创造性力度重建人类社会价值规范与行为规则的深沉动力。
所谓“第一轴心期”，就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产生的精神过程，那里是历史最为深刻的转折点，那时出现了我们今天仍然与之生活的人们。这一时代，我们可以简称其为‘轴心时代’”。第一个轴心时代可谓“人的存在”的突破，其影响直至当下，乃是人类历史得以书写的理由。“伟大的突破就像是‘人之存在’的开始，后来同它的每一次接触都像是一次新的开始。自此以后，只有展现‘人之存在’的人和民族才进入了真正的历史进程。”在第一个轴心期伟大突破发生以后的两千余年，人类都受益于这一时期的区域化、同时性精神觉醒。因此，无论东西方，人类的一切学问都在这一轴心时期的基本理念上花样翻新地重述。这就意味着，在“人”的基本规定性上，第一轴心期不仅规定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方向，也提供了阐释“人之存在”的基本向度。换言之，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两千余年，一切人文思考皆以“保守”这一时代的基本价值与精神理念为宗旨。
自现代科学技术产生以降，人类开始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现代欧洲的科学与技术，是真正新颖的、从根本上来讲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是完全独立的，不仅与亚洲的产物没有可比性，甚至对希腊人来讲也是陌生的。回过头来看，迄今为止的历史全貌展现了一种连续性、统一性，其最后的壮观画面呈现于黑格尔的历史观之中。现代技术的出现将改变这一切。”这与现代科学技术不同于第一轴心期的特性具有密切关系：不同于第一轴心时代及其统一性和延续性所表现出来的特性，科学与技术通过方法论获取知识，寻求的是绝对肯定的知识，具有普遍有效性。除此之外，现代科学还具有以下特点：对每一个事实和思想的可能性进行考察，一直处在探索未知的未完成状态，对任何事物都葆有研究兴趣并认为值得研究，通过对个别事物的研究而寻求全方位的联系，在具体知识中展现出提问的彻底性，将现代科学的诸范畴及其作用视为它的特征，确立了从全面理性出发的科学态度。总而言之，“科学一旦成为真正的科学，人的真实性便受到了科学性的制约。因此，科学是人类尊严的一个要素，具有照亮世界的魅力”。现代科学确实开启了不同于第一轴心期开拓的、长达两千余年的人类文明的第二轴心期。而之所以现代科学足以开启第二个轴心期，就是因为它呈现出与第一轴心期完全不同的特性：它以不断拓展与加深的科学探索，展现出以创造性而不是守成性、事实性而不是感知性、普遍性而不是个别性、确定性而不是洞察性等特质。现代科学文化与传统人文文化，是两个轴心期的不同文化类型归属，由此划分出第一、第二两个轴心期的鲜明界限。从17世纪科学凸显其基本轮廓以来，历经400年的累积性发展，如今科学正展现其重塑人类认知与行为模式的明确前景。如前所述，在科学文化突飞猛进之际呈现的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或三种文化（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与社会科学文化），实际上不能不受迅速发展的科学文化的全面而深刻地影响。而科学文化的创造性，正是这种影响力的核心之所在。
就此而言，新文科也好、大文科也罢，怎样面对权位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双重压力，去有效重组自己的研究，以保证自己存在的厚重理由，显然是一个关乎其存在必要性的大问题。大文科面对政府权力，尚且是一个比较容易找到基本应对方法的问题：在背离与服从之间，选择一条理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路径，还是可以行得通的。面对科学文化的结构性刷新，大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以其对科学文化的抗拒性批判，显示出它不适应第二轴心期到来的窘迫处境。在人类社会的知识结构发生结构化革命的情况下，文科如何刷新其学术面目，已经构成文科集聚存在理由的一大拦路虎。否则，文科的淘汰就是必然的结果。就此而言，新文科建设的关键是自我更新问题。一方面，新文科需要整个文科形成新的自我规训机制；另一方面，需要新文科超出学科生存的层次，有效回应科技结构性革命提出的挑战性，为人类给出媲美于第一轴心期的人类处境答案。如此，文科才足以在国家意志面前镇定自若，也才足以顺应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局面。在第二轴心期疾速到来之际，“新文科”必须改变旧文科的状态，深层思考自第一轴心期以来所形成的保守性人文文化，适应第二轴心期凸显的创新性文化局面，从而以第一轴心期曾经光芒四射的人之觉醒，拓展出第二轴心期的人之高级生存谋划，为以创新性作主导的大文科开辟出广阔的地盘。为此，有必要强调新文科建设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尝试建立新文科的共同体规则。直到今天，大文科的知识生产，基本上还是作坊式生产，由学术“个体户”主导。大文科要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相比于科学研究建构共同体而言，难度更大。原因在于，文科从业者之间的相互尊重关系难以确立。这就是所谓“文人相轻”的学人习性导致的结局。科学家之间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因为学术标准的普适性，则相对较易。如果大文科不能形成学术共同体意识，从业者不服从共同体的规则，那么大文科的星散状态就无以克服，相应地也就难以显示文科在整个学术体系中的价值与作用。科学共同体比较成功地设立起了共同规则，在既定的共同体研究范式也就是共同体承诺的规则被新生的共同体范式转移或取代的情况下，科学革命就出现了，科学知识的进步也便顺理成章。新文科建设需要向科学共同体学习，一旦形成了新文科的学术共同体，可以外拒研究环境的莫名扰动，给国家发展以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指引；同时可以内聚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的存在价值，维护自己在大学与研究机构中存在的意义，真正与科学文化比肩而立。
第二，明确建立新文科的学术机制。相比于自然科学研究而言，文科的学术机制都还没有成功建立起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机制究当如何，是一个横亘在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面前的、茫然无解的难题。共同的问题意识、流程化的研究程序、合理化的公认检验标准、基本的学术水平评价标准、知识推进的判断原则、学人受到推崇的必要条件，等等，都没有一个行业公认的说法与做法。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文科，就是一个形式上徒具院系机构的组织名称而已。至于文科教育的定位，究竟是学习知识、提高素质，还是锻炼能力、提高技能，目前都还没有定论。在具体的教育流程上，一个学生进入某个学科，或打破一定学科壁垒获得前述的通识与博雅教育，究竟如何进入职业轨道，发展其职业技能，也是一笔糊涂账。最近十几年以通识和博雅教育补专业教育之缺的做法，并未发挥出明显的、为文科解套的作用；相反，将文科带入所谓古典学的传统窠臼之中，既没有为文科开辟新境，也没有为文科生谋求出路开拓新途。除开倡导者的一些不着边际的高调言辞以外，文科的问题依旧是未解之疑。为此，新文科建设需要为文科筹划基本机制，建立学术规范，确立专业目标，打通社会渠道，重建文化声望。
第三，需要为人文社会科学确立脱敏机制。文科的脱敏，并不是一个国别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普遍的问题。即使在人文社会科学相对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紧箍咒也让文科人难念文科经。而在后发国家中，由于国家权力的规范性程度不高，因此对人文社会科学所怀抱的警惕就更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风险性也就相应增高，而脱敏的可能性相应降低。就此而言，首先有必要将新文科与其他大类学科一样，放置到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独立位置上，让其有机会获得体制性、机制性、制度性的发展。这就有必要将新文科从文科的政策咨询定位上解放出来，让新文科具备自然科学那样的学科自主性。进一步讲，让文科脱敏，不仅需要脱权能之敏，也需要脱公众之敏。所谓脱公众之敏，就是免除文科需要就其“有用性”展开自辩的尴尬，无须以之为起点确定文科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功能。就像自然科学勿需对自己的有用性进行辩护一样，文科也勿需对自己的有用性进行辩护；就像自然科学被人们顺理成章地认定自有其认知、实践价值一样，人文社会科学也具有同样的价值；就像自然科学被认为有改变物质存在形态以满足人们的物欲需求一样，人文社会科学也自具满足人们的价值需要、组织建构与行为优化的作用。换言之，在人类创造的两种或三种文化中，它们各具无须辩护的社会效用与意义负载。这就是“现代”为人文社会科学确定的出路，也是人文社会科学以“现代”为基本导向的缘故所在。除开这一支撑点，人文社会科学另无附着之地。而纵深处的“现代”，即是眼下正在开辟全新景象的科学文化。取法科学文化发展的方式，为“新文科”进行高位谋划，也就是承续第一轴心期由“文科人”开辟的精神拓展能力，在科学技术伟大突破之际，再次为人类的未来指引方向。这便是“新文科”之“现代”特性的最新表现。
四、“新文科”的凸显
以创造性为取向的新文科若要取得真实有效的发展，需要解决三大类问题：新老问题、深浅问题、巨细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前提，当然是先确定新文科建设的目的性。其目的性，正是前述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取向。这里的“现代”，不是早期现代，即萌芽阶段的现代，这样的现代与古代混生在一起，现代特性尚不鲜明；也不是由科学技术支持、但由古典人文理想所引导的规范现代，即政治民主、经济发达与文化多元构成的现代模式，因为这一“现代”在基本价值、制度安排和行为主体诸端与时代性要求并不完全适配。这里所说的“现代”，是科技正在获得结构性突破的当下“现代”。这是一个由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化而崭露轮廓的现代：它可能不再由古今人文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基础，而是以人机关系的重新厘定作为全新现代行为主体；它可能不再以守成性的理念来约束或规范日新月异的科学与技术突破，而是以全新的、创造性的理念来建构人机和谐基础上的基本观念，从对“人之存在”的醒觉，跃升到“人机共在”的谋划高度。
在此基点上，就可以相对具体地理解关乎新文科或新兴人文社会科学所需要处理的三类基本问题。一是新文科建设需要处理的新老问题。新文科需要处理旧文科的“遗产”，因此首先需要解决一些老问题。这样的老问题包括文科的有用性问题、文科的边际关系问题、文科是不是以政策咨询为主的问题、文科能否提供创新性知识问题、文科究竟以知识学习还是价值灌输为主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老文科没有解决，新文科不能回避。同时，新文科既然以“新”来规定文科的特性，那一定会面临并试图解决一些新问题：诸如人文的数字化或数字人文的建构问题、文文的学科交叉问题、文理的学科互动问题、计算社会科学如何刷新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如何更有效地与社会互动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地方性与全球性关系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个体性与合作性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如何供给大变革时代的价值秩序问题，等等。这两类问题交错地呈现于人们面前，不分先后主次轻重缓急；因为它们的先后主次轻重缓急，正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之排序。这样的排序，既有价值先后的艰难排定，也有工具意义大小的排位挑战。正是新老问题的交叠解释，构成新文科的问题面相。如果只解释老问题，那就属于旧文科；如果仅仅解释新问题，不但文科的价值与知识传承性被遮蔽，而且会让新文科失去既有知识资源。唯有将新老问题熔冶于一炉，方才足以体现出新文科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特性。
二是新文科需要处理的深浅问题。一方面，新文科需要关注一些专业高墙之内、外行难以问津的专深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高妙问题，还是内置于人们日常生活却不为人们所留意的深层问题，都属于人们日常少有涉及的学术问题。这些个问题无论是与普罗大众有多么隔阂，大文科学者都必须耐住寂寞、深入钻研、别出机杼加以揭橥。但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种专业排斥性，只不过是其专业性的一个方面。它与自然科学家从事的专门深入研究所具有的绝对排斥性不一样。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排斥性与社会普及性同在，这是它的学科属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换言之，人文社会科学需要接通其与现实人生及社会的渠道，需要有深入浅出、将专业知识公众化的普及能力。人们自然会说，科学技术研究不也存在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一说吗？诚然，科技的普及工作，也对公众理解科学与技术在干什么、能干什么有极大影响，但它并不构成科学技术发展的专业条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则不同，它既置身于社会之中，它的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社会公众的关心与介入。这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土壤问题，也是它是否可以与社会积极互动而获取深厚研究动力的问题。因此，深入浅出、老少咸宜，构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任务之一。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对其获得专业的知识进步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对其得到社会公众的互动性支持具有关键性影响。二者缺一不可。
三是新文科需要处理的巨细问题。人文社会科学需要表现出无微不至与仰望星空的两极化学术关怀。人们常常会指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越来越琐碎、愈来愈细微。似乎这些琐碎细微的问题不值得研究。这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微观研究价值有所误解的表现。人们对生活世界的微观问题常常掉以轻心，会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它中间包含的丰富意味与学术内涵。人们乐意接受将复杂世界简单化的闳大不经概括，并将之作为日常谈资；却不料人文社会科学对琐碎细微问题的学术内涵的揭示，对人们感知生活世界的丰富性与微妙性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对广及宇宙、深及价值的宏大问题的关怀，表现出人文文化及社会科学文化与自然科学文化将自然世界进行对象化的、无感情式的研究的巨大不同，它会满含研究主体的主体情感，以及与研究对象的内在呼应因素。因此，它绝对不会走向一个对研究对象完全不动感情的、冷冰冰的极端。它需要为人类生活提供价值支持、秩序供给与人生教益。一些看似与人们日常生活无关的宏大问题，也就是当下人们所知晓的三观问题——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问题，需要进行阐释、予以疏导、辨明是非、确认善恶。这类尝试，可能不会直接影响社会公众，甚至是被公众误解，以至于被人们认为虚幻缥缈而被排斥；但其价值恰好构成与自然科学解释事实世界对等的、疏导精神生活的互补机制。
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新文科”的知识与价值创造，将对整个人类的高阶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不过，这样的期待有赖于新文科呈现其应有的轮廓。
第一，需要在目前基础上，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建构进路进行全新谋划。这是一个在传统上称之为“跨学科”的问题。这是解除旧文科困境，走向新文科建设的第一步。人文科学之间的壁垒森严，是现行文科体制的一大弊端。传统所谓文史哲不分家引导的跨学科研究，有必要重加倡导。在大学中存在的所谓学科歧视链条中，理工科看不起文科；而在文科内部传统人文学科看不起社会科学的现象，严重妨碍了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学者联手解释社会、重塑社会的必要合作，让人文社会科学之社会解释的有效性受到明显的限制。因此，人文社会科学打破固有界限，超越苏联式的教研室式科研与教学机制，按照“问题导向”的需要组织学科资源，进行合作性的跨专业研究，已经是疾速变化的社会对人文社科学研究提出的紧迫命题。在两种或三种文化知识传统的现行框架中，试图解除文科的文化困境或被动处境，首先需要建立大文科的知识体系，提供与大理科相称的知识体系，文科的存在自辩才会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跨学科潜力巨大，它不仅是简单地把不同学科放在一起，还可以构成针对学术专业化的更普遍批判的一部分，也是针对大学作为一个脱离外部世界的专业知识飞地的机构性质进行批判的一部分。”换言之，跨学科是超越旧学科体系，面对新问题、解释新问题、建立新知识的一种克服旧学科机制的必要方法和常态进路。严格拘守既定的或旧文科的学术界限，既难以形成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也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取得创新性的知识进步。
第二，需要在目前文科的收缩性发展处境中，开拓文科的进取型、拓展性发展局面。因此，将文科的触角伸向理工农医的大理科，势所必然。这就是一个俗称的大学文理专业“跨领域”的问题。如果说特定意义的跨学科，主要指的是人文社会科学对大范围的文科各专业壁垒的跨越，那么跨领域则是对人文社会科学范围之外的大理科或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的跨越。在两种或是三种知识文化的类型划分中，人们会认为它们互不相干、兀自挺立。其实，两种文化也好、三种文化也罢，都只是知识文化类型的一种相对区分。正如初创“知识文化类型说”的斯诺所言，科学家在创造科学知识的同时，可以表现自己的浓厚文学修养与优秀创作能力；相应地，文学家或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可以对科学有深切的了解和创新性的知识贡献。在现代知识的进步中，像打通科学、哲学、文化界限而呈现“集异璧”的跨知识领域的知识景象的侯世达（Douglas， R. Hofstardter），以及像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那样穿行于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的知识创造天才，已经示范性地表明，跨领域的学术研究已然成为知识进步的最大动力。新文科需要具有跨领域的视角，也需要取得跨领域的知识成就。
第三，需要在目前文科学术使命之外，确立文科的人类使命。这是人类价值重建之际的文科高位思维的问题。从总体上讲，文科中的人文学受古代人文理念与现代早期人文主义的影响过大，因此维护人文传统的理念在文科尤其是人文学圈子中相当固执。社会科学的价值受这种人文理念和早期科学理念的双重塑造；因此在人类发展的总体思考上所具有的前瞻性、预测性与统合性都较弱。换言之，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个人类知识与实践体系的位阶不高，既无法与科学技术的影响力媲美，因此忙于尴尬的存在性自辩；也无以重光人文理念开启“人之存在”的第一轴心期所创造的那种荣耀。人文社会科学必须以自己对人类价值的重塑，来为日益凸显的第二轴心期提供规范体系，这样既引导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方向，也确立了界定“人之复杂存在”或“人机共在”的高阶地位。这可能是人文社会科学所能作出的、与科学技术相媲美的伟大贡献，也是新文科建设的最崇高目标。新文科之“新”的最根本含义，亦即在此。
如果上述三个问题不解决，那么新文科的当下“现代”取向即无以确立。如此，新文科也就无所谓创造性。无所谓创造性的新文科，其实也就无所谓新文科、旧文科了。如果上述三个问题阶段性地分别予以解决，那也会以跨学科方式呈现新文科的新气象，以跨领域方式呈现新文科的进取性，最后会以规范化的第二轴心期展现新文科的全新景象。前两者关乎新文科的功能性调整所显示的文科之“新”，后者则涉及新文科在结构上的崭新性质。前者值得推进，后者更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