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自主的文论知识体系建构离不开“在世界中”的中西文论交流互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形势，促使我们需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审慎地处理好“古今”与“中西”的关系。20世纪西方文论无疑深化了我们对文学的本质、意义和价值的深入认识；同时，“后学”思潮过度强调边缘文化和弱势群体的解构意义，成为当下欧美社会撕裂、极化的文化滥觞。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增强学科自觉、开拓研究视野、推动范式转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以及理论框架的局限性，西方文论在解释中国文艺经验时也蕴含着误读的风险。在新时代背景下，立足“两个结合”的文论知识体系建构是化解“古今中西”的文论互鉴难题的重要方法。

  中国自主的文论知识体系建构离不开“在世界中”的中西文论交流互鉴。这种文论的自主性即是在中西文论互鉴中确立的“以我为主”的主体意识和“和而不同”的学术自觉。中西文论互传互鉴中存在着“知识上的‘不相同’、价值上的‘不平等’、发展上的‘不平衡’等”“不对等对话”问题。如何在中西文论互鉴中理解新时代中国文论发展中所亟待解决的痛点、堵点和难点，是在推进中国自主的文论知识体系建构的问题意识、探索其建构路径时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其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古今中西”之变确立了中西文论互鉴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展开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发展的局限性的批判性反思、关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经验的有效性及其限度的分析，是新时代中国文论在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敌视理论通常意味着对他人理论的反对和对自己理论健忘。”我们所要做的，正是在中西文论互鉴中凸显他人理论的价值和局限，从而强化自己理论的守正与创新。

一、中国自主文论知识体系建设的立场与方法

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被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规模变革。这一变革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及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上，而且也在人文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关系的巨大变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现代”的矛盾已经从如何克服传统的惰性影响，以便更快地实现现代化目标，发展成为如何充分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以便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需要在中西文论交流互鉴中克服“西方文论的影响焦虑”，强化文论建设的自主性，以便更好地应对文论思想“在世界中”的交融与碰撞；同时，“今中”的问题意识构成了中国文论在“古今中西”多维关系中的重要立场，决定了如何激活、征用、改造和发扬“古中”“古西”和“今西”等不同象限中的文论资源。因此，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审视和借鉴各种文论资源，审慎地处理好“古今”与“中西”的关系，推动中国文论的发展和完善。虽然“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尺度不同，但它们都强调了变革的规模和影响。

（一）中国文论从封闭到逐步开放

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角度来看，中国文论经历了从相对封闭、自足的中国古代文论向被迫开放的、受西学东渐深刻影响的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变。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首先以“文以载道”思想为基础。这一思想认为文章不仅是表达个人情感和思想的工具，更是传承文化、弘扬道义的重要载体。其次，以“阴与阳”“情与景”“虚与实”“文与质”等二元辩证、动态转化的审美范畴为框架。这些范畴不仅使得文论话语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同时也揭示了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和美学原则。如“情与景”强调了情感与景物的相互融合，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虚与实”揭示了艺术创作的虚实相生，以虚写实、以实写虚的美学原则等。再次，中国古代文论还注重文人气节和审美情趣。如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对人生哲理的感悟、对道德伦理的追求等。西学东渐的影响，无疑是中国文论展开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西方文论以其独特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为中国文论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成为这一时期引进西方文论的代表人物。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进化论引入中国；梁启超也以“理想派”与“写实派”“浪漫忒派（即感想派）”和“自然派（即写实派）”的划分来介绍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思潮；王国维翻译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介绍了德国浪漫主义、生命哲学等思潮。同时，西方文化的传入也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产生了冲击，促使中国文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不同于洋务运动时期的“体用”之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擎起科学、民主的大旗、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胡适所主张的“全盘西化”（“充分的世界化”），这种貌似与传统断裂的理论姿态，表达的是引进、借鉴以“西学”创造“新学”的主张。正是基于这种全新的学术视角，才有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等重释中国文学传统的开山之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文论知识体系持续演变。从“美学热”到“观念年”“方法论热”，西方百年来的现代文艺思潮在短短十年时间里以共时、错位、局部的方式蜂拥而至。所谓“共时”是指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西方文艺思潮被中国学者同时接受；所谓“错位”是指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现代思潮时甚至经常出现先接受后来者再沿波讨源接受早期思潮的现象；所谓“局部”是指在接受西方现代思潮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往往来不及作扎实全面的学术史梳理，只是撷取某个学者的部分观点、突出某个思潮的主要方面，更不在意是否还原其理论具体生成的文化土壤和文学语境。因此，几乎与这一接受行为同步发生的，就是“饥不择食”“囫囵吞枣”“消化不良”等诟病与批评。尽管如此，西方各种新兴理论不断渗透并影响中国，带来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的深刻变化。这些理论不仅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判断。

（二）新时代中国文论的特点

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中国文论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论发展逐渐将重心转向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深入反思和前瞻性展望。这一时期的文论不仅要对过去和现在进行解读和阐释，还需要积极思考未来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文论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引入新的思考维度。如中西文论交流互鉴中的变异与对话、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文艺活动变革、视觉转向影响下激活的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等等。这些议题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和批评的对象，促使文论进一步拓展其研究领域和思考维度。另一方面，中国文论呈现出多元化和跨学科的趋势。这个时期，不同文化和理论的交流与碰撞，为中国文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和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科技的突飞猛进，促使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机器写作、算法推荐、互动叙事等新兴现象逐渐进入文论的研究视野。这些技术手段在带来便捷性的同时，也给文学创作和传播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理解机器写作的文学价值、如何评价算法推荐的公正性和多样性、如何更好地实现机器写作的人机交互辅助生成等问题，已经成为文论研究的新课题。在这种背景下，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借鉴认知科学发展出来的认知诗学研究、吸收脑科学最新发展而扩展出来的神经美学研究、调用数据算法及其可视化工具而发展出来的数字人文方法等，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学术活力。

二、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价值与局限

2003年，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哀叹“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虽然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在历史上曾经发挥巨大的影响和作用，21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也仍在持续发展和推进，但其颓势和缺陷在不断凸显，其文论的局限性也在不断暴露。因此，正视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价值与局限，将有助于明确中西文论互鉴中对“他人理论”的基本态度。

（一）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价值

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主题多元、科学性不断增强、跨学科意识明显，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文学的本质、意义和价值的认知。借助不同的理论方法，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出不同的批评方法和理论模式，涉及作者、读者、作品、世界等不同维度，广泛引入从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乃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量子力学、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学的学术资源，丰富和扩展了我们的文学观念和对文学现象的阐释方式。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诸多流派，从不同角度对文学的本质、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使我们的文学认知更加多元，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如英美新批评的核心理念是将批评重心从作者转向作品，从诗人转向诗本身。瑞恰兹引入语义学方法，引导人们关注语言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并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源于语言的相互作用，而非作者的意图。法国结构主义的核心理念是认为语言现象背后的结构决定了其意义；文学作品并非简单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内在的结构来构建意义；文学作品的结构包括文字、符号、意象、情节等多种元素，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个元素都具有多重含义，而这些含义又在相互作用中产生新的意义。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多元的、动态的，而非单一的和静态的。解构主义文论主张文学作品中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生成与流变的过程。在这种观念下，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参与文本构建的主体。解构主义文论强调，文本中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观都是相互关联、多元共存的，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解读空间。后殖民主义文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被殖民者的视角去审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和不对等关系。这种探讨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还深入到文化、心理和审美层面。后殖民主义不仅关注话语权与知识生产，而且还将文化身份与认同作为重要议题；更重要的是，后殖民主义文论始终聚焦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关系之间的抵抗与颠覆、创伤与记忆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世界各地的殖民历史，以及探讨殖民时代后的文化重建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二）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局限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文化多样性的凸显，西方文论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半个世纪和21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曾经的积极性因素也逐渐转化成消极性影响：如曾经的对多种可能性文学意义的追寻发展成对文学意义确定性的解构，从而导向虚无主义；曾经的站在边缘、底层，挑战中心、权威的文化抗争精神发展成西方“白左”极化的“政治正确”，从而导向僵化和教条。换言之，西方文论曾经的解放性力量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束缚学术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牢笼。

“后‒”学思潮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论后半个世纪的支配性思潮。通过对“后‒”学思潮的解剖，可以窥见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发展的走势。“后‒”学的诞生要从“后现代主义”算起。“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来源于1934年西班牙作家奥尼斯的《1882―1923西班牙、拉美诗选》；后来在建筑艺术领域开始出现以“后现代主义”为名的艺术风格；20世纪50年代之后开始成为席卷欧美的艺术创作和文化理论思潮。按史蒂文·康纳（Steven Connor）在《后现代主义》一书的描述，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先后经历了从“积累”（accumulation）到“综合”（synthesis）“自主”（autonomy）和“耗散”（dissipation）四个阶段。在其“积累”“综合”和“自主”的阶段，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从不同学科、领域和方向展开对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无论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还是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抑或是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转向”，他们展开的都是对现代社会的理性、科学、主体性等观念的质疑，强调的是个体经验、多元文化和解构中心主义，其鲜明特点就是对主体性、真理和意义的消解。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主体性的认知得以重塑，不再将其视为一成不变的观念，而是一个富有建构性的理念。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结构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语言是动态的、不稳定的，而非固定不变的概念；利奥塔则关注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相对主义，对现代性的元叙事提出了质疑；德勒兹则强调差异和多元性的重要性，提出了“生成”的概念，认为主体是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不断生成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还以独特视角和深刻洞察力，对人类社会中真理观念进行了创新性诠释。如福柯认为真理是话语的产物，话语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权力关系中具有不同的真理标准，揭示了真理观念的相对性和多样性。德里达即通过分析语言和符号系统中的差异和重复，揭示真理观念的不稳定性和相对性。詹明信并不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但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通过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揭示了真理观念在消费社会中的困境和危机。在后现代主义的倡导下，一批“后‒”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从“后殖民主义”到“后女性主义”、从“后结构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人们开始从解构主义拆解中心主义的方法、后现代主义嘲讽权威戏仿经典的姿态，关注被现代性所压抑的边缘群体，如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后‒”学成为为这些边缘群体发声的平台。他们在揭示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和压迫现象的过程中展现出强烈的解放性力量。

进而，“后‒”学逐渐从一种反思现代性的哲学思潮转变为一种学术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的基本立场是“文化多元主义”，理论武器是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目标指向就是对现代社会背后的权力关系解构。“后‒”学的这种强调否认一切中心性、本质性和普遍性的立场，导致“后‒”学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

对此，伊格尔顿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后现代主义对规范、整体和共识的偏见是一场政治大灾难”。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观点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陷阱，即认为一切都是无意义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价值。史蒂文·康纳也认为：“在其发展的30年左右的时间里，后现代话语现在可能正在进入一个生产性耗散的新阶段。”这里的所谓“生产性耗散”一方面是指“后‒”学仍然具有学术的生产力，还具有理论的解释力；但另一方面，“后‒”学的解放性力量、积极性价值正在消散，其理论的局限性正日益凸显。

反思20世纪西方文论的价值与局限，为我们深度思考西方文论的中国旅行与接受提供了基本的参照视野。萨义德在《旅行中的理论》中强调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论流通、传播现象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无论流通所采用的形式是世所公认的或者是无意识的影响、创造性借用，还是大规模的挪用形式，观念和理论由一地到另一地的运动，既是活生生的事实，又是使智识活动成为可能的一个不无用途的条件。”萨义德所讲的“观念或理论”的流通（“旅行”）不同于物质文化（如瓷器、丝绸等）的贸易、交换，理论旅行最大的特点就是这种流通过程不是等值、等价、等效的。因此，出现变形、变异乃至误读、误用现象是必然的。萨义德发现，受传播方式和接受条件的影响，理论在旅行过程中会出现“强化”和“弱化”两种不同的现象。这两种现象本身并不包含有孰优孰劣的价值因素，相反，它们只是理论旅行过程中会出现的必然后果。同样，西方文论在影响中国文论、阐释中国经验的过程中，也会出现类似的变形、变异、误读、误用现象。这些现象既可能发挥其别开生面的阐释效度，也可能出现隔靴搔痒的阐释限度。因此，外来理论与本土经验之间阐释有效问题的复杂性，值得高度重视。这里既有文论影响接受交流互鉴过程中带来的变形和变异问题，还有与本土经验结合过程中的适合与否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外来理论与本土经验之间的碰撞激发起对外来理论的修正和对本土理论的创新潜能？所有这些问题反映到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的阐释上，进一步增加了“古今中西”维度的复杂性。

三、西方文论阐释中国经验的效度

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文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式。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文论的理论体系，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解读。结合中国文论对西方文论的百年接受史来看，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增强学科自觉、开拓研究视野、推动范式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学科意识的自觉

从增强学科自觉角度来说，中国现代文论的自觉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文论的引入和译介。其中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包括了现实主义文论、现代主义文论等多种思潮。因此，“冲击‒反应模式”是能较好地用来解释这一时期文论生成的文化逻辑的。陈雪虎也明确认为，“在百年后看来，中国现代文论的生成其实是在西方文化的刺激及西来学术样式的典范效应下，通过民族国家的文化重建和文学生产过程，而从传统文化、学术和文论话语中逐渐分化出来，并在世界潮流中内生分合，而获得革命性的现代转型、走向社会主义叙事的过程”。这一时期的文论发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借助西方文论的冲击，促成了中国文论从古代文论到现代文论转变的学科自觉。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传播为例，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如果具体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问题，还需要有更细致的辨析。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也不能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传播。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可以追溯到18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以及阶级斗争的思想等的系统介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比较广泛，但是正式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名译介到中国的首先是苏联的普列汉诺夫以及相关苏俄的文艺政策；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文论思想的原著译介则要到1930年代。由此可见，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存在着明显的时差，而这一错位的接受又直接影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自觉、形成、确立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确立也不能简单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介开始算起。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拥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指导力，正在于其思想观点、立场方法之于解释中国问题的有效性。正如德里克所说，“191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使得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性的重新解释成为可能。”这里所揭示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译介是一回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问题的有效阐释是另一回事。而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作为理论工具来完成对中国经验的解释，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适用的、有效的、能够成为指导思想的。也只有达到了这个程度，德里克才能说，中国拥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同理，也只有中国学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想精髓，并且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分析文学现象、解决文艺问题，才能说马克思主义文论实现了中国化。

（二）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研究视野的开拓

从开拓研究视野来说，西方文论的引入有助于开启阐释中国文学经验的视野和空间。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到“俗文学”的兴起，再到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确立，直到“新叙事学”、激进左翼文论、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等，无论是形式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还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都有助于我们解读文学文本，揭示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西方文论，尤其是20世纪的西方文论，不仅建构起了包含作者、读者、作品和世界的多维视角，而且在每一个领域以及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都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形成了极其丰富和繁多的话语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不仅如此，西方文论的引入还有助于中国文论克服阐释中国经验自身的视域盲区。西方文论作为一种“他者理论”，能够从外位性的视角来理解和阐释中国经验中不容易为中国学者所轻易把握之处。比如说，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叙事传统，从先秦的神话、寓言到唐传奇、宋话本，再到明清章回小说，体制完备、风格独特。但是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我们只有小说评点这种带有感悟性与随机性的分析，并没有完备的小说理论和叙事理论。受西方叙事学的启发，我们才有了“中国叙事学”以及“中国叙事传统”这一学术的自觉，实现了中国学者自主的叙事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再比如说，中国的戏曲也有非常漫长的发展历程，但西方悲剧理论引进之后，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戏曲中有悲剧吗？”并由此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学术讨论。无论是“有悲剧论”还是“无悲剧论”，都表现出中国学者自觉回到中国传统、借鉴西方理论、发展中国理论的自觉。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借助西方文论提供的理论视域，激活中国文学经验中长期被忽视的因素或角度，也是发展中国自主的文论知识体系的重要方式。

（三）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研究范式的转型

从推动范式转型角度来说，中国现代文论的范式转型至少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每一次重大转型都与西方文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是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时期，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转型。在这一时期，随着西方文论的传入以及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冲击，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际相结合。如从传统的强调道德教化和诗言志的文学观念转向对文学为社会、文学为人生的理论主张，强调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核心范畴和观念也得到了重新审视和诠释。如古代文论中的“意境”概念在王国维那里被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传统的诗词格律也在新格律派那里与白话文相结合，提炼出“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的“三美”主张。随着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形成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成果——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

第二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文论实现了从“苏联体系”文论向20世纪西方文论的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文论从文艺观念到学科体制都向苏联学习，形成了以“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发展论”等为框架的文学基本理论的知识体系。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文论并非简单地照搬，而是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主体，借鉴了“苏联体系”的理论框架，并在广泛吸收了中国文学传统和革命文艺实践经验的成果基础上进行的知识体系创新。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西方文论被大规模译介到中国，中国文论在大量吸纳西方文论的理论资源的同时，将其大量充实和整合到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论问题的分析之中。在这一阶段，作为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文艺问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极大地充实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体系。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各种思潮流派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从法国结构主义到各种“后‒”学思潮，其背后所包含的建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反本质主义的倾向，对中国文论的建构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甚至一度引发“文艺学学科合法性危机”的讨论。

第三次转型是当前正在进行的立足“两个结合”的中国自主文论知识体系建构。在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转型。“两个结合”，即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里有三个核心要点：其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其中尤其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所确立的人民性作为基本立场。其二是理论联系实际，即与中国具体的文艺实践、文艺经验相结合。一方面以中国经验检验理论阐释的效能；另一方面总结中国经验，发展中国理论。其三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着力打造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自主的文论知识体系。具体到文学理论领域，这一转型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学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文学传统相结合。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国文学理论研究者肩负着重要使命，那就是构建一套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又具有世界眼光、理论自主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在这个知识体系中，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它要求我们的文论研究始终坚守中国立场，关注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从而使中国文论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

四、西方文论阐释中国经验的限度

西方文论在阐释中国文学经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文化背景、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西方文论在应用于我国文学研究时，很可能出现“隔靴搔痒”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论在我国受到了弱化。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文艺经验时可能存在误读的风险，这是由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以及理论框架的局限性所导致的。

（一）文化差异对文论阐释有效性的影响

在文艺领域，这种影响尤为显著。当我们试图解释中国文艺经验时，西方理论的局限性往往因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而显现出来，导致了解释的偏差和误解。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传统、价值观和审美标准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西方理论在应对中国文艺的独特性时显得力不从心。比如，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在于其整体性、感悟性和直觉性。这些中国文化精神体现在艺术表现形式方面则是强调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呈现。而西方文化更强调分析性、逻辑性和实证性。这种文化特性使得西方文艺作品往往以个体为中心，关注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情感历程，凸显出强烈的个性化特征。基于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的差异，应用西方文论来分析评价中国文学作品，往往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作品中的个体行为和个性化表达，但在对中国文化那种整体和谐、意境传达的分析方面显得捉襟见肘。换言之，分析有余、综合不足，精细有余、整体不足，是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学经验时的主要问题。又如，中国文艺注重意境和神韵，追求形神兼备，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感性的表达；而西方文艺则更注重形式和结构，追求逻辑性和实证性，强调的是一种外在的、理性的表达。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代诗人擅长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寓情于景，而且表现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所形成的知音般不言自明、尽在不言中的默契与共鸣。这种基于直觉的、体悟式的审美感悟与西方文论侧重理性的、思辨式的意义分析是非常不同的。这种差异使得西方文论在解读中国文艺时，往往难以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因此，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应用西方文论（如英美新批评）在解释中国古代诗歌时，我们可能会更多地关注诗歌的形式和技巧，而忽视了诗歌所传达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感悟，并由此导致对中国诗词独特魅力和丰富内涵的淡化甚至曲解。

（二）语言障碍对文论阐释有效性的影响

不同语言在表达方式及语义内涵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尤其是其中一些细微的情感色彩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很可能在翻译过程中丢失或被误解。宇文所安曾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难以被西方文论准确理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术语（terms），二是论说（argument）。从术语的角度来说，中国文论术语的模糊性主要是“在中国传统中，概念的准确性不被重视”和“不符合西方读者已经熟识的那些现象”这两个原因导致的。如查瓦卡茨娅就总结出了“气韵生动”的17种“比较成功的译法”。从论说的方式来看，“一个在古汉语里原本清晰易懂、细致入微的论述，一经英译为英文却常常显得支离破碎、不可理喻”，原因在于正是行文中那些类比、修辞、片段式的论述方式让英语读者迷惑。这些语言差异所导致的理解和阐释的障碍无疑是跨文化交流中的一道难题。

（三）理论预设对文论阐释有效性的影响

在探讨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经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文论的理论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化和文艺现象发展而来的。这使得当这些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国的文艺经验时，可能存在不适用的情况。2001年，引起“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讨论的起因来自对德里达“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一观点引起的强烈反弹；而德里达的这一看法还可上溯到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将中国哲学放在“导言”之后、“第一”之前，显然是“之余”“之外”的奇特位置。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根据中国社会关系“由己及人”的等级化结构而创造出与西方“团体格局”不同的“差序格局”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的理论基础一样，中国文学的发展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如朱光潜指出，“中国文学演化的痕迹有许多反乎常轨的地方，第一就是抒情诗最早出现。世界各民族最早的文学作品都是叙事诗”。进而提出“长篇叙事诗何以在中国不发达呢？”这一“朱光潜之问”。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也是建立在中西文学传统的差异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西方文学的发展呈现出“epic-romance-novel”的序列，而中国文学的主流则是“三百篇―骚―赋―乐府―律诗―词曲―小说”的脉络。正因如此，他所确立的研究思路是“我们不仅要研究‘叙事文学’在以抒情诗为重点的中国传统里的地位问题，而且还要研究中国叙事文学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叙事文学之间的关联”。杨义则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认为中国的史官文化是中国叙事文学传统形成的关键因素，“与西方在神话和小说之间插入史诗和罗曼司不同，它在神话传说的片断多义形态和小说漫长曲折的发展之间，插入了并共存着带有巨构的历史叙事”。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文艺传统的巨大差异，使得西方文论在应用于中国文学艺术时，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也无法全面解释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独特规律。如果强行将这些理论框架套用于中国文艺，就可能忽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从而产生对中国文艺经验的误解，甚至有可能会对中国文艺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产生误判。

五、结语

立足“两个结合”的文论知识体系建构是化解“古今中西”的文论互鉴难题的重要方法。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要广泛吸收西方文论分析中国经验的适用性的一面，更要重视应用西方文论分析中国经验时无法完全解释甚至完全无法解释的部分。很多时候，恰恰是解释的局限性，才是我们寻求理论突破、建构有效阐释中国经验的中国理论的突破口。伊格尔顿曾指出，“与其说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教师是学说供应者，不如说他们是话语监督人。他们的任务是保存这种话语，必要时扩展和完善它，保护它不受其他话语的侵犯，引导初学者入门，以及确定其是否成功地掌握了这种话语。”文论研究者就是这样的学说供应者和话语监督人，既要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又要始终做好传承和保护。

具体而言，做到以下三点颇为重要。其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自主的文论知识体系不可能建立在对“他人理论”“无知”的状态，更不可能建立在“自以为知”的心态上。长期以来，面对西学新潮的涌入，许多学者在批评“热衷照搬西方，疏于继承传统”的现象的同时，也产生了“我们对西方知道得够多了”的误判，甚至作出了要排斥、拒绝了解西方文论前沿、认识西方文论传统的判断。这是典型的夜郎自大、井底之蛙的文化心态。其二，从“译介优先”到“反思修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文论界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和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译介优先”的态度，一方面使得中国学者对西方文论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但另一方面也存在过度依赖西方文论，忽视中国本土文论的发展的问题。这种倾向有可能使中国当代文论陷入“跟风”的状态，缺乏独立性和原创性。因此，为了中国文论的健康发展，我们需要实现对西方文论从“译介优先”到“反思修正”的转变。即一方面要批判性地接受，对西方文论的新潮概念和理论要持谨慎态度，以免陷入“理论陷阱”；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我国本土文论的挖掘和研究，要注重激活与发展本土文论的理论和方法。其三，从“强制阐释”到“有效阐释”。在过去的文论发展中，曾一度出现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的强制阐释现象。由于文化背景、审美观念和历史传统的差异，应用西方文论的理论与方法来阐释中国文学经验时，很容易陷入一种“他者化”的困境，即将中国文学经验视为一个异质性对象，只能站在外部而无法真正深入和融入中国文学经验的内部进行剖析。因此，我们需要从结合中国经验出发，对西方文论进行修正，进而提出一种具有创新性的文论方案，实现从“强制阐释”到“有效阐释”的转变。一方面深入挖掘中国文学经验的传统资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敢于创新，以开放的心态吸收西方文论的精华，为中国文论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中国文论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立足于“有效阐释”之目标，深入探讨中国经验与世界经验的交融，提升中国文论话语阐释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