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古学在中国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考古工作受到党和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考古学天然的多学科融合属性，与新文科促进多学科交叉及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更新升级的建设理念不谋而合。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运用，科技赋能考古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科技考古成为考古学科发展的新引擎。经过40多年的建设，我国科技考古学科发展迅速，科技考古人才培养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目前仍存在科技考古师资力量薄弱、科技考古实验室空间不足、科技考古设备投入不够等问题。面向新时代新要求，高校要正视我国考古学科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通过推进考古学科国际化建设等途径迎头赶上。要坚持守正创新，夯实田野考古在教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同时树立分层次培养的理念，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科技考古拔尖人才培养新路径，为提升我国考古自主创新能力作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新文科；科技考古；考古学；人才培养
考古学对于研究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科技考古在实证古代遗迹、遗物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使其成为考古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他指出：“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要吸收最新史学研究成果，及时对我国古代历史部分内容进行完善，以完整准确讲述我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科技考古在支撑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为考古学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重要讲话，都强调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探索要重视多学科交叉，这与教育部大力推进的“新文科建设”一脉相承，高度契合。自2020年《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到“新文科”作为关键词出现在各级教改项目、教学成果奖题目当中，再到新文科专题刊物创刊，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直至“2024年大学生新文科实践创新大赛”圆满落幕，新文科已不再是单纯的理念阐释和学术探讨，而是在高校文科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广泛共识。同时，新文科的“新”首先体现在打破传统文科的学科界限，与文科联系紧密的理工农医诸多学科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新文科的创新实践中来。因为人文社科天然具有的历史深度和现实广度，新文科不仅从相邻学科门类汲取营养成分，反过来对这些学科门类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新文科肩负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特色自主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重要使命，必须坚持交叉融合、开放互鉴，革故鼎新、守正创新，培根铸魂、育人为本。如此，才能引领带动高等教育质量整体提升，加快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
本文聚焦新文科背景下科技考古人才培养这一主题，梳理科技考古学发展历程，总结分析科技考古人才培养经验，为新时代考古学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考古学是通过实物资料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其中的实物资料既包括人工制品或通常所说的文物，也包括与人类生存关系密切的所谓“自然遗物”。这些实物反映着古人在技术、社会、信仰和环境利用开发等方面的信息，都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但它们不会自证其价值，因而需要从不同角度采用跨学科手段，运用科技考古方法取得可以信赖的经过实证的信息，才能获知其意义。因为古人的生活丰富多彩，对考古出土实物分析、研究的方法也多种多样。
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属于历史学科的一部分，但考古学获取和分析古代遗存的手段起初来自地质学和生物学，因此考古学科天然具有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自然科学的方法进入学科领域，科技考古便应运而生。
科技考古是指利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分析古代实物资料，从中提取古代人类活动的信息，用以探讨人类行为、生存方式、生产技能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科技考古学广义上包括将各种学科的理论、方法、手段有机结合，应用于收集、整理、分析和研究。狭义上则主要是各种自然科学方法，如断代测年、产地分析、食谱分析、生物（基因）方法、遥感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
国际上科技考古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特别是“二战”期间催生的一系列高科技手段，如航空摄影、测绘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在战后被广泛运用于考古研究领域，大大提高了考古研究的精度与深度。其中，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利比发明的碳十四测年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使考古学家第一次对史前考古有了比较精确的绝对年代的数据，堪称考古学上的革命，推动了考古学从定性描述向定量表述、由归纳性向演绎性和阐释性学科的转型。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北美、继而影响全世界学科发展的“新考古学”，就是在科技考古的促进下形成的。到了70年代，随着各种科技考古方法的普及和学者们考古学阐释能力的提高，以描述性为主要特征、以考古学文化史为研究重心的传统考古学逐渐淡去，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甚至发出了“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这样的慨叹。当然，他是从学科进步的角度对这种“丧失”持完全肯定态度的。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考古在探测技术、分析技术和保护技术方面都有了显著进步。例如，遥感技术、电子全站仪和分子考古学、同位素科技分析在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中的应用，使得考古工作更加精确和高效。其中，分子考古学是考古学与遗传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领域，它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如古DNA分析、古蛋白质组学等，来研究古代人类的历史和文化。这一革命性的进展与传统的考古学方法相比，提供了更加精确和深入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理解和解读古代世界。2020年，美国哈佛大学戴维·里奇（David Reich）教授根据近20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推动考古学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提出古DNA技术是考古学的第二次革命，也预示着考古学新发展的到来。
科技考古在我国起步很早。早在1928—1937年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中就采用地质学、生物学等方法研究商代晚期的环境、生业与冶金等，但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科技考古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基础是碳十四测年技术在我国应用并产出了第一批测年数据。我国的考古学文化首次有了可以据信的绝对年代数据，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从年代学向环境、资源、社会等问题研究转型。1988年，第一次全国性的科技考古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召开。虽然科技考古当时称作“实验室考古”，但这次会议实际上标志着科技考古在全国范围得到广泛认可。随后，1989年在安徽合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正式将“实验室考古”更名为“科技考古”，旨在强调用科技手段解决考古学问题。1991年召开了第三次科技考古学讨论会，会上正式成立中国科技考古学会，以指导并引领全国的科技考古学术活动。此后，科技考古在我国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具体表现为科技考古工作者数量迅速增加，讨论的主题越来越广泛、深入，尤其是以植物、动物、人骨为主要内容的生物考古逐渐升温，越来越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截至2023年，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人才已近400人，是1988年的三倍多；科技考古已成为衡量考古研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科技考古领域多元化与国际化色彩明显，许多成果已处于国际前沿水平；科技考古解决考古学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大提升；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所开展的科技考古研究课题、成果日益凸显。随着考古学文化编年问题的解决，考古学对出土人工制品功能分析和“自然遗存”的关注度日益提高，科技考古研究不断深化，产生了众多分支学科，如环境考古中的沉积物分析，生物考古学中的分子生物学考古、锶同位素分析、碳氮同位素分析，生业与经济考古中的化学微量元素分析等，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业已被列为考古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
近半个世纪的科技考古实践已经显示出科技赋能考古学科发展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之前，传统的田野探测多是依靠“洛阳铲”，通过打探孔的方式，借助经验知识形成对地下遗存的认知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先进的遥感勘探技术、分析检测技术、计算机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考古学中。如运用航空遥感、高精度磁测、大地电场岩性探测和地球化学汞含量测试等方面技术逐渐提高探测的范围和精度，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探测技术和传统探测技术的结合中不断验证和改进新技术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四川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让人们深刻感受到现代科技手段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大作用。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工作相较于1986年的首次发掘，其科技含量不可同日而语，考古成果与所捕捉到的历史考古信息亦可谓天壤之别。人们在为本次考古发掘的新成果而惊叹的同时，也不得不为1986年那次发掘所留下的遗憾而惋惜。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以生动的案例表明，由于考古遗存和出土文物本身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发展科技考古、提升考古科技水平、突破当前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领域的技术瓶颈并向普通的考古发掘普及，可谓刻不容缓。
进入新时代，科技赋能考古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揭示人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为目标的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类骨骼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等国际科技考古成熟技术在国内得到应用，日益成为国内考古学科发展的新态势。其在人类起源与演化、农业起源、冶金术起源等方面的实证性研究成果，支撑起我国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文明格局进程研究。对古代陶瓷器、金属器、玉石器和纺织品等人工制品的分析，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演变，而且推动了对上述人工制品流通和消费的研究，成为我们了解古代人群流动和技术交流等情况的重要手段。考古学越来越强调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与发展问题上的实证性研究，环境考古、生物考古、社会考古、经济考古等理论方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解决这些问题都离不开科技考古的支撑。考古学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进一步多样化，几乎包括了与人类生存发展有关的各类遗存，发展出诸如人工制品成分分析、微观形态分析、古DNA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等科技考古分析技术，科技考古越来越成为支撑学科发展的基础，成为学科发展的新引擎。
党和国家对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高度重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的“第二个结合”，就是要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结合意味着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要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让更多年轻人热爱、投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为我国考古学科高质量发展，也为科技考古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我国科技考古人才培养与科技考古学科发展紧密相关。新旧世纪之交时，学界回顾学科发展的历史，展望未来发展前景，对科技考古在学科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更高、更明确的认识，而科技考古人才培养自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进入21世纪，科技考古作为高校考古专业一门课程，出现在考古专业本科生课程中。如果为科技考古人才培养寻找一个更明确的标志，那就是“科技考古学”教材的正式出版。国内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科技考古学”教材是《科技考古学概论》，由西北大学赵丛苍教授等领衔编著，于200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教材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8年，由北京大学陈铁梅教授编著的《科技考古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如果说科技考古学专业教材的编著出版还只是各高校的自身行为，那么2009年教育部“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设立则是科技考古人才培养顶层设计的结果。首批获得教育部评估验收的高校——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和山东大学，都是国内最早开展科技考古研究并率先设立考古实验教学中心的高校，如北京大学考古学教学实验室于1998年成立，2009年通过教育部评审，成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该实验室是以教学为主的实验室，由考古学技术与方法教研室、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和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三个部分组成，隶属于考古文博学院。于2010年组建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实验教学中心是依托陕西省重点学科、陕西省名牌专业和特色专业——西北大学考古学、文物保护学两个主干学科和陕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力量，利用教育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重点实验室技术平台和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优势，并与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优势学科紧密结合，以本科生实验、实践教学为中心，以培养多技能、高素质专门人才为目的的实验教学机构。四川大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是在2006年建立的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基础上获准立项的，该中心于2008年获准成为四川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09年成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该中心聚焦西南山地考古和巴蜀文化研究，由此形成自身特色。山东大学国家级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则是在2002年成立的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基础上组建的，自2009年获批成立，现已发展为涵盖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陶瓷器考古、玉石器考古、稳定同位素考古、人类演化、体质人类学、文物保护技术、数字考古等多个门类的实验室，发挥着重要的教学育人功能。
四个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分布于我国华北、西北、西南和华东地区，很好地发挥着科技考古人才培养的辐射功能。地处东北地区的吉林大学虽然没有进入四个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之列，但依托边疆地区考古学教育部重点科研基地和文科实验室，其对东北乃至全国范围科技考古人才的培养同样发挥了很大作用。
以上5所高校，恰恰也是考古学一级学科排名位居前列的高校，它们共同组成了学科排名的第一方阵。这一成绩的取得并非偶然。如前所述，科技考古作为引领考古学科发展的生长点，抓住科技考古就是抓住了学科发展的“牛鼻子”。在以年代学或考古学文化史研究为重心的时代，发掘一处遗址产出的成果若为10，在科技考古快速发展的今天，其成果产出至少是原来的10倍，甚至更高。显然，科技考古对于考古学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基础，坚持田野考古就是“守正”，那么发展科技考古就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
这些高校在学科和专业创新方面均有其独到之处。北京大学长期注重发展考古测年技术，及时引进碳十四测年质谱仪，基于加速器质谱（AMS）技术，从而实现了对古代遗物进行高精度的年代测定。西北大学立足长安，面向西北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发展文物保护技术。四川大学依托西南地区丰富考古资源，发展历史时期考古和冶金考古。吉林大学重点发展边疆考古，在人骨考古和生物考古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山东大学根植齐鲁大地，在聚落考古、环境考古和生业考古领域具有显著优势。各高校均在科技考古相关领域发力，建立起由高层次人才领衔的若干团队，获得了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和所在省市的多个科研与国际化建设平台。
各高校在考古学二级学科或重点方向上各有侧重，形成自身特色而在科技考古人才培养方面则呈现出诸多共性。共性之一，都力图把科技考古融入人才培养体系中，使其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中，更是贯穿于考古实践教学环节中。如，北京大学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明确由考古学技术与方法教研室、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和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三个部分组成；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在国内最早形成“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以考古学研究为价值的认知体系、以文物保护技术为价值的保护体系和以文化遗产管理为价值的传承体系），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山东大学明确提出“课堂·田野·实验室”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两次荣获山东省高校优秀成果二等奖。共性之二，都把科技考古中最紧要的门类作为重点纳入本科生人才培养体系中。各高校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都首先将如下课程纳入科技考古实验教学体系之中：以人类自身为研究对象的体质人类学或人骨考古，以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环境为研究对象的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以考古遗存最为常见的玉石器、陶瓷器和金属器具为研究对象的玉石器考古、陶瓷考古和冶金考古等。这些实物都是有形可见、可以触摸到的人工制品，它们构成了科技考古课程的核心内容。至于肉眼不可见的微体遗存，如植硅体、孢粉、同位素和古DNA等内容，则放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经过20多年的建设发展，四所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示范作用逐渐显现，发挥了很好的引领和带动作用。2023年1—2月，我们对全国41所设立考古学科和专业的高校做了问卷调查并得到相关数据。以下试做分析：
一是关于科技考古师资的情况。科技考古课程的开设首先需要有师资队伍。据统计，上述学科排名前五位的高校师资队伍数量都在40人以上，而科技考古师资占比均不低于23%，占比最高的西北大学则达到48%。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占比也达到了34.8%（据了解，其中多为兼职）。在上述高校的示范带动下，全国设立考古本科专业的高校，除个别高校（如湖南大学）没有科技考古师资配备之外，一般高校科技考古师资占比均在10%以上。并且，其科技考古师资来源除少数来自海外高校之外，大部分均来自上述五所高校培养的人才。
二是关于科技考古课程开设情况。从各高校开设的课程来看，除“科技考古学”作为综合性课程之外，“体质人类学（人骨考古）”“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是各高校开设最多的三门课程，这四门课程可以视为科技考古学的基本课程。开设“陶瓷器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课程的高校占一定数量，而开设“残留物分析”“分子生物考古（古DNA研究）”“地理信息系统（GIS考古）”等尖端或前沿性课程的高校只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山东大学。与科技考古关系密切的文物保护课程在若干高校受到重视，如西北大学的文物保护课程几乎涵盖了各种材质的文物种类，其他如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也开设有针对特殊种类的文物保护课程。
三是关于高校是否设有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和科技考古实验室的统计情况。截至2024年底，全国37所高校都建有不同形式的实习基地，有些高校如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武汉大学等，其实习基地不止一处，只有暨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尚未建立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全国31所高校都建有数量不等的实验室，设有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高校均拥有多个实验室，面积一般在1 000—6 000平方米不等。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实验室面积在 2 000平方米以上。山东大学实验室面积近10 000平方米，西北大学则达到17 000平方米。数据还显示，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和科技考古实验室这两项数据具有极高的重合度，即凡设有田野考古实习基地的高校，几乎都设有科技考古实验室。
四是关于科技考古类研究生论文的情况。从考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论文中科技考古类论文的数量和占比来看，科技考古人才培养效果显著。经过对我国2022届高校考古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中科技考古类论文进行随机抽查，结果如下：中国科技大学因学科特点突出，其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分别占86.7%、100%。就硕士学位论文而言，在绝对数量和占比上，山东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排名前三，分别达到31.4%、30%和25.3%。吉林大学、山西大学达到20%以上，其他如武汉大学、郑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占比也接近20%，科技考古论文为零的大学数量并不多。其中，北京联合大学占比高达38.1%，格外引人注目。该校在2024年度一举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和文物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与其倡导并大力发展科技考古有紧密关联。考古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中，以科技考古为内容者，北京大学占比高达45%，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也都在20%以上，浙江大学占比也较高，但毕业人数基数较小。从该项统计数据来看，除四川大学之外，其他四所学科排名头部高校在这项统计中明显占优，而考古学科发展较晚的高校，如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等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由此可见，经过40多年的建设，我国科技考古学科发展迅速，以此为基础，科技考古人才培养同样取得快速发展。几乎所有开设考古专业的高校都聘任了科技考古师资，有些高校科技考古师资所占比例达到1/4或1/5。与此相应，各高校或多或少开设了科技考古课程，作为科技考古课程体系中最重要的“科技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人骨考古）”“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四门课程日渐普及。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开设田野考古实习基地的同时加强科技考古实验室建设，而且大部分发展很快。科技考古人才培养的直接效果是，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以科技考古为论文选题，产出一批批科研成果，成为能够独立从事科技考古教学、科研的专家学者。可以说，20多年的科技考古人才培养成绩喜人，较好地支撑了我国考古学科的发展。
在看到我国科技考古人才培养取得喜人成果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从调查反馈的统计数据中可见一斑，其中最突出的是各高校发展不平衡问题。
首先，科技考古师资力量薄弱。虽然多数开设考古专业的高校已配备科技考古师资，但除学科排名靠前及专业设置较早的高校科技考古师资数量在5名以上之外，相当数量高校的科技考古师资不足5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如黑龙江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甚至完全没有配置科技考古师资，无法满足开设科技考古课程的基本需求。
其次，科技考古实验室空间不足。尽管多数高校已建立起科技考古实验室，但实验室面积普遍偏小，其中7所高校实验室面积不足100平方米。此外，部分高校如黑龙江大学、湖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尚未建立科技考古实验室。
再次，科技考古设备投入不够。据统计，设备投入超过1 000万元的高校有11所，不足100万元的有5所，另有4所尚未进行相关设备投入。
造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客观上与考古学的学科定位有关。考古学科属于历史学科门类，被划定在人文学科范畴，而传统的人文学科对实验室需求较少。按照高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的标准，考古专业的生均经费标准与文史哲等人文类专业相同，但这一标准未能充分考虑考古专业田野考古实习和科技考古实验室建设经费需求。实际上，培养一名考古专业本科生所需经费约为其他人文类专业学生的四至五倍。专业建设成本较高，也是导致各高校在新设本科专业时更倾向于文博专业而非考古专业的重要原因。
为解决科技考古师资队伍和实验室空间不足等制约人才培养的诸多问题，首先需要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校的重视，要深刻认识科技考古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高度出发，全面提高我国考古科技水平，进而整体提升我国科技考古水平，达到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的目标。其次，必须认识到考古学科在历史学科门类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领域中的特殊性。借助大力倡导新文科发展的契机，明确考古学科作为交叉学科的定位，而非传统的人文学科同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加大实验室建设经费的投入。比如，山东大学、西北大学成功获得唐仲英基金的大力支持，筹措1 000多万元资助用于实验室建设，大大缓解了资金投入的压力。
需强调的是，发展科技考古并不仅是高校自己的责任，也是考古文博行业需共同承担的使命。高校的人才培养是为行业服务的，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文物局于2022年1月设立科技教育司，也凸显了强化科教融合的导向。实际上，国家文物局在考古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针对考古专业人才培养成本高、高校考古专业增设意愿低的困境，国家文物局于2013年决定，为具备团体考古发掘资质的高校本科生实习提供考古发掘经费，有效缓解了考古专业实习经费短缺问题，进而推动更多高校开设考古本科专业，初步实现了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良性互动。在科技考古人才培养成本持续攀升的今天，国家和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大投入，支持高校科技考古实验室建设，解决制约科技考古人才培养的空间不足和设备短缺等问题。
尽管当前科技考古人才培养面临多重制约，但面向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和学科发展需求，亟须高校培养更多优秀的科技考古人才。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有条件的高校应该把握先机，乘势而上，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科技考古拔尖人才培养新路径。
首先需要认识到我国考古学科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这种差距既体现在考古探测、发掘技术方面，也存在于分析、保护等诸多环节，主要表现为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广度和深度不足，甚至存在明显的短板与技术瓶颈。即使是学科排名处于头部的几所高校以及国家级科研院所，所采用的科技考古理论方法体系仍以欧美学术范式为主导。当前国内科技考古领域最前沿的研究，也不过是借助国际先进的理论方法和设备分析我国考古标本产出所谓“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的成果。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的科技考古水平仍然是在跟踪世界前沿，远未达到理论方法创新、引领国际学术前沿的水平。中国考古学迫切需要实现从传统考古向现代科技考古的转变。
要实现这一转型，考古学科的国际化建设势在必行。国内排名头部的几所高校无不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与国际化建设，形成了稳定的国际合作交流伙伴，比如北京大学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哈佛大学，山东大学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吉林大学与匹兹堡大学、西蒙菲莎大学，西北大学与伦敦大学学院、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考古所，四川大学与华盛顿大学、爱媛大学等，长期开展科研合作和人才联合培养，成绩显著。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还成功获批“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和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西北大学建立了“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大大提升了学科水平与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纵观中外科技考古发展历程，高校肩负着理论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双重使命，而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为考古学科理论创新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了可能。有学者指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转变；二是从学科建设向体系建设转变；三是从“单学科”建设向“跨学科”建设转变。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为我们推进高等文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课题、创造了新条件、注入了新活力，也对文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此背景下，考古学科建设应主动聚焦文化强国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一带一路”倡议，乘势而上，主动作为，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科技考古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校要坚持守正创新，充分发挥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与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实施的“考古学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的政策优势，采取专门选材方式，实行宽口径、厚基础、长学制贯通培养，尤其是实行滚动式可淘汰的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
所谓“守正”，就是立足田野。因为考古学科本身来自田野实践，而且现代田野考古在高新科技方面发展迅速，遥感、探地雷达、声纳技术等在地下、水下考古遗存发现、探测方面成效日益显著，将自然科学手段应用于“发现”方面本身就是学科应有之义。所谓“创新”，则是在田野考古之外进行的考古信息的实验室“二次发掘”，以及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的价值阐释。近年来，山东大学依托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立“课堂·田野·实验室”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在科技考古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该体系以“田野”贯穿课堂和实验室，有效避免了本科生实习只参与前两个阶段，而实验室训练推迟至研究生阶段的脱节现象。在大力发展新文科的背景下，需进一步深化该人才培养体系，突破三者尤其后两者之间的壁垒，培养兼具扎实的田野实操技能与考古学前沿科技素养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我们虽无法要求所有拔尖班的学生专攻科技考古方向，但在硕博阶段至少应掌握一门本专业最为基本的科技考古或文物保护技能——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或文物保护，以满足学科发展和行业发展的需求。
基于我国文博考古工作现状，高校的人才培养还应树立分层次培养的理念。在面向高层次人才实施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的同时，对于未进入拔尖计划和“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的普通本科生、硕士生，则可将科技考古实验室分析和文物保护环节前置到田野实践教学环节中。通过将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和陶器分析等最基本的实验室技术提前到田野环节进行，确保毕业生掌握最基本的科技考古方法。当前，由于受技术、设备及资金限制，大量珍贵文物积压于基层文博机构库房，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分析、检测、保护与研究，承载着中华文明传统价值的珍贵文物面临本体损坏和考古信息流失的巨大风险。为此，山西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率先行动起来，在省级文物主管部门主导下，尝试实施文物全科人才定向培养计划，即为县域基层文物部门定向免费培养文物全科人才，使大学生通过四年的学习、训练，掌握田野考古、文物鉴定和保护、博物馆展陈技能，改变我国基层单位专业人才极度缺乏的现状。对于这部分学生而言，将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课程前置到田野考古环节的做法，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作者简介：方辉，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博物馆馆长，科技考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郎剑锋，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