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育人的新文科观

樊丽明，山东大学校长，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与师生座谈时再次强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这为中国新时代“双一流”建设进一步指明方向，也为认识和践行新文科育人功能提出根本遵循。“新文科”概念提出以来，相关研究呈爆发式增长。现有文献从不同层面和侧面及各类文科领域展示了新文科研究成果，按照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可大致分为两翼：一翼是“育人”的新文科观，主要从育人视角研究阐释新文科的功能定位和改革意向，即认为建设新文科旨在顺应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着眼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任务，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节点，基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主张，促进文科发展的融合化、时代化、中国化与国际化，服务人的现代化新目标；主要任务是以新专业（方向）、新模式、新课程、新理论为引领，建设面向新时代的新文科专业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与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另一翼是研究的新文科观，主要从研究的视角阐释新文科的时代使命和改革取向，重点在于回应时代呼唤，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上述两种观点印证了新文科建设既承载着培养世界水平、中国特色文科人才的根本任务，也担负着推进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笔者主要就育人的新文科观谈四点认识。

一、新文科的育人价值：培根铸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重要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文科彰显育人功能指明了努力方向，对新时代文科学者提出了培根铸魂的殷切期望。

笔者曾撰文指出，文科具有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属性。人文社会学科既是事实科学，追求客观真理，又是价值科学，追求具有主观标准的美和善，是客观和主观、事实和价值、真理和规范相统一的科学，具有科学认识和意识形态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秉持科学的原理和法则，按照科学的逻辑和程序，运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科学的认识和实践，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以保持科学的理论品格，实现科学的认识功能，这种真理具有唯一性。另一方面，它又以人类自身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兼具意识形态属性，在坚持科学性的前提下，要自觉地维护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其发展是高度复杂性和理论的非唯一性、非标准化的统一。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与主张都会打下社会烙印，立场不同导致其作出的判断也存在差异。与自然科学的专业、课程、内容相比，文科具有典型的人文特质和社会品性。因此，文科承担着培根铸魂的育人功能，引导学生在掌握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涵养人文精神。从这一意义上看，“新文科”建设是一项外部正效益极强的工程，也是具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性的工程。新文科的育人价值就在于，通过文科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培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认同感，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规律的敬畏感，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豪感，对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使命感，对世界多元文明的尊重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感。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价值观、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冲突也随之涌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指引和支撑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磅礴精神力量。在新时代背景下，文科教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发挥沟通心灵、启智润心的重要作用，解决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努力造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积极引导学生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二、新文科的育人导向：为国育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培养质量、服务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与祖国共进、与时代同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办好新时代高等教育的目标定位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等教育要抓住历史机遇，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就新文科育人导向而言，就是要下大力气扭转人才培养的单纯学科专业观点和供给决定思维，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立足国家2035、2050年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落实科教强国、文化强国战略任务，以回应时代需求为己任，以满足国家需求为导向，深入研究新时代文科人才培养规律，坚持一流标准，大力实施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增强文科教育服务创新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要下大力气培养文科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为未来造就一流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奠定基础。积极探索文史哲经等领域学术型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行本硕博纵向贯通培养模式，夯实专业基础，促进有机衔接，推动研学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尝试PPE等跨学科长学制培养模式，拓宽学术视野，注重交叉培养，推进个性教育。努力创造开放合作培养人才的氛围和条件，以科教融合、校际合作、国际合作集成优质教育资源，促进高质量人才培养。要着力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体系，超前布局和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形成一批战略新兴产业急需学科专业和特色方向，创新培养一大批国家亟需交叉型应用型文科人才。要回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转型的需求，积极探索本硕学段跨学科学习、本科专业+微专业、双学位等复合型人才的多元培养模式，加快培养语言+专业、文科+信息、工医+管理等复合型人才。要主动适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扩大对外开放交流、维护国家权益的战略需要，加强涉外法律、非通用语言、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急需领域的人才培养。要改变文科教育“重理论知识传授、轻实践能力培养”“重人文浸润、轻科学素养”的现象，顺应时代之变，加强通识教育，更加重视学生科学素养、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努力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新时代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三、新文科的建设目标：育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着力构建两个体系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促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非常强的战略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笔者认为，立足育人视角的新文科建设，要落实“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就是要通过着力建设面向新时代的新文科专业体系、课程和教材体系、实践教学体系，深入推进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模式改革和教育评价改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这是遵循育人规律、加强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也是文科创新发展的重点内容。

对于高校而言，构建新文科专业体系的关键在于增强对社会需求的识变能力和应变能力。高校要健全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科学研究并精准把握社会需求的长期趋势与短期变化，及早调整师资和其他要素投入，形成新的人才供给结构。构建新文科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就是要依据专业体系调整和人才培养目标变化，着力升级课程、更新教材、优化内容。其中，要注重加强国际化课程建设，重点打造一批符合国际标准和质量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课程群；要坚持以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设在线开放的国际化课程，推动国际化慕课上线。要高度重视文科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把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作为文科课程建设的重点，设立系列实践课程，建好实践教学平台，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实现产教良性互促、校企（地）协同推进，让学生真正深入基层、了解社会。同时，要将上述体系建设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绩效，还需要突出重点，下大气力夯实三项条件保障：要打造一支师德好、业务精、爱教学、善育人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这是加快新文科创新发展的基础保障；要适应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新形势，深化教学模式改革，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效果，这是加快新文科创新发展的运行保障；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政策导向，激发教师立德树人的内生动力，这是加快新文科创新发展的制度保障。

四、新文科的育人路径：交叉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学科交叉融合是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特征，是新知识产生的重要源泉。同时，要解决日益综合化复杂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实问题，亟需推动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和深度融合。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文科的学科分类过于细化，造成学科视野狭窄、研究范式固化、学科壁垒森严，在创造新知识、建构新理论上存在短板，在培养人的批判思维、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上存在弱项，不仅严重阻碍了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创新发展，而且限制了人文社会科学应有功能的发挥。因此，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推动交叉融合既是新文科建设的未来方向，也是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从育人角度而言，高校要立足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背景，坚持面向传统、面向当下、面向未来，回应现实需求，遵循知识创造和知识学习规律，着力做好“交叉融合”文章，优化调整文科专业，建立横向多学科交叉、纵向本硕博贯通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以深化文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突破口，加快实现文科教育的革故鼎新；要树立跨界思维，勇于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大力推进人文社会学科内部以及人文社会学科与理、工、医专业的交叉融合发展，构建文科建设新生态，实现分科治学育人向学科交叉融合的转变；要注重加强与新科技新技术的深度融合，主动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在新科技发展与文科融合中培育文科的新增长点，推动实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突破；要突出大类培养，秉持“通识教育为基础、通专融合”的育人理念，促进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两极融合，推动人文精神和科学素质的有机统一，不断增强文科专业人才的知识储备、基本技能和跨学科素养，着力塑造学生的家国意识、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国际视野，为国家和社会输送具有跨学科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要增强主体意识，以新文科建设为契机，通过调整学科专业组织体制、搭建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平台、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方案、重组课程体系、深化评价考核改革等多措并举，为探索和拓展新文科建设的交叉融合育人路径创造优良的环境条件。

面向“十四五”，笔者相信，随着新文科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持续走深走实，在业界同仁的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下，必将不断开创中国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新局面，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为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为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对新文科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廖祥忠，中国传媒大学校长，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副组长

“新文科”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于文科本身发展而言，是对传统文科自身价值和意义的反思、解构与重构；于文科教育而言，是对育人本质的一种回归，这是由它所基于的历史逻辑、未来逻辑和技术逻辑决定的。也正如此，决定了新文科之于国家战略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新文科建设提出的总要求，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意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指明中国未来的根本理论支撑，是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主阵地，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根之所在。新文科建设当担负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守正创新，为培养具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时代新人筑牢阵地。

一、新文科的逻辑起点

顾名思义，“新”文科是相对于“旧”文科提出的，即一般所说的传统文科。新文科的“新”主要体现为“破”与“立”。首先，是打破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由于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多是移植于西方，学术研究的框架和学科专业的设置囿于西方体系，这一体系虽然对于国家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的忽略和无视。可以说新文科的出现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新的历史节点对这一问题的纠偏。增强国家软实力、加快民族复兴进程呼唤着建立中国未来发展的根脉。这一破一立，是新文科的历史逻辑。其次，是破除各国之间基于自身利益的利己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文明冲突等障碍。面对变幻不定的国际形势和日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人类需要超越种族、性别、文化等边界，站在人类整体发展的视角，寻求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化解差异和冲突，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文科就是将“合、和”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共同价值相结合，建立面向未来人类发展理念和实践的“中国方案”。这一破一立，是新文科的未来逻辑。再次，是打破人文社会学科内部以及人文社会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AR、XR、AI、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网络虚拟社会与二次元文化等当代社会文化新阵地，同时也改变了社会底层构架和操作系统，特别是触手可及的元宇宙，更加剧了人们传统认知结构和心智模式所受到的冲击，强烈涤荡着社会各个领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新命题。新文科就是要通过跨界整合，形成新的思维、价值、理论、方法体系，以解决日益复杂的新问题和新难题，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破一立，是新文科的技术逻辑。不难看出，无论是历史逻辑、未来逻辑还是技术逻辑，其内核均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决定了新文科人才培养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

二、新文科人才培养的基座

新文科的三个逻辑决定了新文科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前提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深入挖掘。在此基础上，引入科学思维、互联网思维，借助新技术手段实现文化表达与传播形式的创新、内化与发展。二是人文、科学、艺术之间不断集成创新、融合发展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这是新文科发展的动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支撑，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三是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即通过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和人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基于此，新文科人才培养必须着眼于价值引领、跨界融合、实践创新。除了对传统专业能力的继承和发展外，必须持续提升学生以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为核心的基础素养水平，提升学生以数据素养、算法素养和人机伦理等为核心要素的新技术素养水平，提升学生对于人类未来生产关系尤其是人类与符号和工具之间关系的把握与思考的能力，提升学生面向未来业态的创新创业能力。为此，需要从课程、专业、实践等方面构建新文科人才培养的基座：第一，构建“智能+创新+文化”三维通识课程基座。“智能+创新+文化”三维课程基座致力于培养未来智能化社会人才所需的数据思维、智能思维、创新思维、辨析思维等基本思维能力。这是新文科人才培养中首先要筑牢的根基。第二，构建交叉融合的学科专业基座。交叉融合的目的就是要运用不同的思维、路径、方法或者通过融合而创新的思维、路径和方法解决各类复杂的问题。构建交叉融合的学科专业基座，必须在学科内部、学校与产业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实现交叉融合，创新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这一点对于行业特色较为鲜明的高校而言尤其重要。第三，构建“以人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的”新实践育人基座。所谓新实践，一是实践目的有了新发展：强调通过实践解决现实问题，从而推动社会创新发展。二是实践内涵有了新发展：强调通过动手实现动脑、动心，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三是实践载体有了新发展：强调与多课程、科研项目和产业项目等多要素的融合。以人为中心、以产出为中心，即是要强化实践的育人导向和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导向。

三、新文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

新文科教育是我国文科教育在新时期的重大转向。在起步探索的这几年，各个高校在具体方式、具体路径等方面各有创新，各有特点，各具所长。中国传媒大学在新文科建设的总体要求下，结合自身的办学优势和“三个跨越”的发展愿景，在课程、专业、实践等领域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在基础素养课程建设方面，面向人文社科类、艺术类、经管类专业开设的必修《计算思维》课程，以信息的产生、存储与表示、处理等为主线，使学生理解“机器智能”规则，增强想象力和创意表达的能力，具备利用计算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支撑智能素养的课程基座；面向全校所有专业开设的必修《设计思维》课程，以跨学科导师组、跨专业学生团队和“探究式”“项目制”教学为路径，将业界真实“挑战”引入课程，探索产学联合、师生共创的教学机制，形成支撑创新素养的课程基座；面向全校所有专业开设《中国传统艺术与美学》《大学的智慧》《诗经研究》《庄子哲学》等系列选修课程以及经典研习会，通过阅读经典、师生研讨等方式使学生深入体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理解中华文化创新的根脉，形成支撑文化素养的课程基座。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基本主线的基础上，上述系列传统文化课程、《计算思维》以及《设计思维》课程的开设，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角度更加完善了学生的基本素养体系。在促进学科专业融合方面，形成了“人文为体，科技为用，艺术为法”的多学科融合的文科建设范式。在此基础上，近些年又设立了新闻传播学和工学交叉的计算广告双学士学位项目、外国语言学与戏剧影视学融合的双语播音专业（方向）、管理学与工学交叉的大数据管理实验班；与腾讯联合设立了“中传—腾讯”数字艺术领军人才实验班；开设了“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胜任力”等跨学科特质鲜明的微专业。这些交叉融合类专业、项目以及人才实验班的开设，特别是微专业培养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形成资源共享、交叉融合、协同育人的新格局。在新实践育人方面，从机构、机制以及教学体系方面对实践体系进行了重新布局，设立了实践教学运行中心和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建构了“以人为中心、以作品为导向”的“专业实践+融合实践+创新创业实践”进阶式实践体系，将各专业的课堂作品、实验作品、实践实习作品的展播和评鉴纳入毕业要求，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悟道，在悟道中成长。新文科建设是国家战略之重，新文科人才培养是高校新时期的重大历史使命。唯系统设计，创新驱动，才能取得良好成效。在此过程中，必须自我反思、自我超越，以融合之精神、开放之态度、历史之责任，携手合作，共同开创新文科建设的新局面！

艺术学人才的“四神”培育

许江，中国美术学院原院长，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副组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这种文明，言其广大，是中国文化古老大厦的精神构架，是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人生观及其生存法则；言其精微，是民族生民们以茶米为食、麻丝为衣、竹陶为用、林泉为居的栖息方式和器物世界。对此一文明的观念理则和栖居世界的了解与品味，我们就可以大体认识中国文化的特性。在这文明中长相浸润，深度濡染，我们就能体认到华夏子孙文化性格与文化精神之所从出，就拥有了对于中华文明的切入肌肤、感透肝肠的深切情怀。

中华文明的精神大厦，广袤丰沛，精深博大。从天人之道的使命与信仰，到民为邦本的为政理念；从人格养成的修身之道，到通经致用的问学之途；从内涵相通的大道理想，到各相分类的绳纲体系，洋洋洒洒，通天涵地。如何搭建起一个由丰繁的各类“绳”“纲”交织而成的符合中国文化特性、蕴涵中国文化精神的认知结构，并在这种结构的浸润和滋养中，情相赠，兴如答，培养文化情怀，铸炼创造风神，这是中国所有大学中新文科教育的现在与将来所负的应然使命。而中国艺术，在演、视、歌、舞各个方面，都风姿绰约，精彩独绝，是中华文明最丰沛的载体。这种艺术的精神，蕴蓄着中华文明的千古光华，蕴蓄着华夏民族的精神特点，蕴蓄着华夏生民不断离舍、不断皈依、不断开拓的家园情怀。这些既是艺术学学科门类的创始初意，又是我们反复深扎、立定脚跟的核心。

《礼记·大学》开篇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使命，正是要让中华文明的大道理明白起来。让谁明白起来？让年轻一代明白起来，以此站在最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之上。艺术学的学科专业，就是要在各自的领域里，围绕这样的使命，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理出富含中国文化精神的专业化的条理、脉络和结构，并在面对面的、耳濡目染的引领下，升华感受、跬积情怀，培育中华文化薪传与创新使命的一代担当者。

在新文科的文史哲经管法教艺八大门类中，艺术学门类最为年轻，却也最为古老和悠远。翻开它的历史，沧桑悠远，淬痕斑驳。艺术是人类最为基本、最为原生的生存方式与智性方式。它是以各种艺术的传承、拓展为学术载体，指向艺理兼通、心手兼通、道技兼通、地域与普世价值兼通的人文之学。它以形象的思维、身体的感受、动情的技艺、独创的语言来培养人的心智，完善人的心性，提升人的心灵。《周易》有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敬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忠信进德，修辞立诚，恰是艺术学习和教育的要义。习近平总书记讲四个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最根本、最形象的自信，就因为文艺关乎人的进德立诚，为文化树立了最普遍、最形象的根基，而文艺的内涵宏博、语言丰沛，又成为文化自信的最铭心莫忘的标志。无论是精神价值还是社会需求，无论艺术创造还是文化振兴，艺术教育、艺术学科建设都至为重要。前年，新文科宣言中提出的构建艺科中国学派、创造时代中华文化、培养艺术创新人才，确是新文科背景下新艺科的使命与任务。

下面，我想就培养激发中华文明情怀，弘扬中国艺术精神的艺术学人才，提出强化四种精神养育的想法。

第一，艺术学人才培养的文化价值的使命精神。艺术作为人文教育之学，作为化人美心之学，其核心是要培养价值观。何谓观？古篆体的“觀”，是大眼睛的猛禽，翔于天而俯察大地，无所不见。这种“觀”是带着我们的身体一道飞升的，是让我们的心与之长相浸润而翕然形成的。我们喜爱宋青瓷，不是因为它如何符合人体的工学，如何材质先进，而是因为它与宋代的文化和宋词的诗人们联系在一起，与那个尚韵传统的茶饮、雅集、山水烟云、园林器物联系在一起。如是价值观，是我们被一种文化深深浸泡、以至于产生感性上的情怀、理性上的皈依、可感知又可以被深刻内化的精神内核。

艺术学担当着这种价值观的培养使命，是与某种具体的技艺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得这种“学”，始终被置于一个与民族文化共生共长的历史及其艺理脉络的关怀之中，始终被置于一门技艺的日常生活，来感知与浸润某种身体意识和生命存在的价值之道。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半生努力，撰写《金石录》，辑录传世钟鼎碑版铭文，为往代继绝学，正自有文化自觉和使命精神。近两年，艺术教育加强党史学习，结合艺术创作，学习和展现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和不屈意志，这里边也蕴育着一种价值观培养的使命精神。

第二，艺术学人才培养的游居于艺的实验精神。艺术学教学的精髓不是数字化的指标、亦非学院生活的简单跬积，而是首先为青年的成长提供一个相望之境。“望”是一种凝视、一种心灵的聚焦。校园是一种望境，图书馆是一种望境，下生活的乡土学院、写生山河也是一种望境。这种“望”又为青春成长提供一个同游之境。“游”是旗帜上的流苏，风中的流苏秀穗，共同朝向一个方向，却各有各的不同。师生是同游的关系，大学是同游的境域。今天的大学，山环水抱，居学一体，正是小鱼跟着大鱼相游相居，以艺术生活为切入点，来亲历亲尝生命存在价值的境域。

近两年，中国美院开辟湘湖校区，谋划跨越今日学科之囿的“国学门”的研究与教育结构，兴办汉字研究、山水研究、器道研究、造园研究的通学体系，将汉字、山水、器物、造园所包涵的天人理念、造化思想、语言研究与诗书筑造融合一体，构造新的会通的知识框架，正是这种游居于艺的实验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新文科命题下的重大实践。

第三，艺术学人才培养的艺理兼通的哲匠精神。艺术学的人才强调品学通、艺理通、古今通、中外通，强调哲人般思考、工匠般劳作。去年，浙江新文科建设提出共同使命的第一点，就是“促进人的发展”。新文科各不相同，大家拢在一起，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对人的内在精神的塑造。怎样让人的心灵、青年的心灵伴随着中国艺术精神的蕴养，伴随着时代和学识的发展而得以提升，这是新文科的共同使命。新时期的大学教育所寄望的新文科，就是突出它通人之学的意义。这种通人不一定是各种学科的门门通，而是能够穿梭学科边际、抵达问题核心的胸襟与识见；是博取约守、穷源竟流的能力和理想，是能够制造思想景观和社会变革的大智者。前几天正是达芬奇诞辰570周年的日子。他正是这样的哲匠，这样的大智者。人并不能锁定在固化的历史和学术的框架中。达芬奇生存的年代是一个人文激荡、生机盎然的年代。他的创造穿越众多边界。这告诉我们，所有知识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担负这一使命的人须具备开阔的胸襟与自由的心灵。而这正是“人的发展”的核心，也是中国特色新文科、新艺科交织发展、融合优化的重要保证。

第四，艺术学人才培养的人文湖山的诗性精神。中国美院的前身是蔡元培先生创建的国立艺术院，1928年始建于西湖孤山。孤山静卧湖山的核心，前山平阔，后山幽谷，车麓有亭翼然，西峦塔林依依。学院“与西湖朝夕相处于天光之影，晨曦落日之中，乃觉晴湖、雨湖、雪湖、夜湖、朝湖、暮湖、春湖、秋湖……俱是胜境”。这种湖山人文之气，养育了“国美”的生命诗性，并被带到湖之南的南山，带到城之西的象山。孤山、南山、象山，山连山，山山绵长。象山校园被选为世界上百年来最著名五十座建筑中唯一的中国建造，正是因为这种湖山的诗性精神深蕴其中，风禾尽起。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美院新生进校，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是两支毛笔、一叠宣纸与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智永何许人也？王羲之的七世孙。永和九年，王羲之携友人亲眷四十余人，走在兰亭的山阴道上，留下千古名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视听之娱，信足可乐！这实际上是王羲之代表中国文人向着天地发出的世界宣言。从文到字，从风景到兴怀，王羲之充满自信，一种超越生死、冠盖千古的信然，他从容命笔、兴来畅答。这是我们真正的象山，是我们得以兴发激情、陶养情怀、树立担当的精神之无尽藏也！

加快新文科制度政策创新步伐

郁建兴，浙江工商大学校长

自2018年8月中央文件提出要发展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特别是2020年11月教育部在山东大学举行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以来，新文科建设进展顺利，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在新文科建设大道上快速奔跑，一流专业和课程建设有序展开，研讨会、论坛、大讲堂、期刊、课题项目等相继举办和发布。在新文科建设扎实开局后，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议程，就是加快制度政策创新步伐，通过制度政策创新将已经取得的成果制度化，并且促进新文科加速发展。制度政策创新不易，但却是不二选择，而且成效令人期待。

首先，我们需要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目标，把握新文科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为新文科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新文科建设不只是传统文科教育在工具层面“+”新时代的科技、经济、社会要素，或者理工农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是通过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高质量发展，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新文科建设包括但不限于专业和课程建设，它是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育人体系、教材体系等在内的全面建设，目标是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其次，在新文科建设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育人体系、教材体系建设等都需要通过制度政策创新来推动和落实。长期以来，学科分野的传统学科结构导致文、理科之间相对割裂，难以互相促进，限制了学科知识创新，特别是限制了文科发展。当前，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文科学科发展理念，拓展文科学科视野，扩展文科研究对象，改进文科研究方法，革新文科知识体系，在促进文科自身创新发展的同时，也为理工各学科，特别是技术发展提供思想指引、伦理规范，实现文理各学科互相促进。如何实现学科深度交叉融合？2021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新设置“交叉学科”门类，成为中国第14个学科门类。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构建新的学科制度，实现沃勒斯坦所谓“一体化社会科学方法”，最终实现马克思孜孜以求的“一门科学”。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我们正在目睹已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陷入危机，源于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对中国大地上许多正在发生的新现象、新事物、新模式和新成就缺乏解释力，对于当今世界也缺乏解释力。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发展出的许多新工具、新方法，正在催生哲学社会科学范式革命。实现范式革命迫切需要创新学术制度，包括议程设置、基金项目规划、期刊出版、成果评鉴等都需要作出重大变革。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中国文科学术话语屈从于西方话语体系由来已久，乃至国内许多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刻意做“语境化”处理，使研究成果烙上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印记而希望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同。我们迫切需要提升学术理论出版能力、交流传播能力、学术组织话语能力，通过制度政策创新，支持国内文科学术科研机构创办国际学术期刊，鼓励举办各种国内国际学术会议、论坛，鼓励中国学者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向国内外同行与社会各界传播新文科学术理论知识，加强国内文科学术组织建设，鼓励参与、建立国际学术组织等。在育人体系建设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创新制度，促进专业优化，注重课程提质，需要加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同时需要特别推进创新教育，并将之作为对传统文科教育过度注重知识教育的另一种纠偏，从而在满足社会对创新人才需求的同时，实现文科课程培养专业人才、涵育人文素养、提升公共情怀的育人作用。在教材体系建设方面也是如此，通过制度创新，鼓励出版具有自主性的文科专业理论教材，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竞争性文科专业理论教材体系。总起来说，新文科建设是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在其中，制度政策创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保证，缺失制度政策创新之维，我们就无法构建起自主性学术理论知识体系。

第三，新文科建设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目标，需要顶层设计的整体谋划，更需要各方力量协同推进。新文科建设不是教育行政部门内部某一分支的职责，不能局限于高等教育领域，甚至不是教育机构的专有职责，它需要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教育机构、社会各界秉持系统思维，各司其责、协同努力、系统推进。一是教育行政部门内部要整体协作。新文科建设是关乎所有教育行政部门、教育机构的整体工程，需要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国际事务部门等共同作为，协同努力，如高等教育部门要推进专业和课程建设、育人模式创新，学位、科研管理部门要推进学科重构、学术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知识理论创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部门要推进课程改革，推出适应新文科发展方向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为新文科打好观念基础、人才基础、社会基础。二是社会各界要共同参与。新文科建设是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仅靠教育界的努力显然无法达成，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合作，社会各界都要树立新文科意识，积极承担新文科建设职责，形成合力。三是政府要精准施策。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等要形成共识，协同努力，同向而行，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专业设置、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学术评价、人事人才等方面精准施策，形成促进新文科建设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为己任 加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崔延强，西南大学副校长；段禹，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围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四十周年的贺信以及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时，也发表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一些重要论述，由此，明确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任务与原则，形成了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纲领。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进入了关键期，在一些核心问题上，需要我们进一步凝聚共识、精准发力，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形成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作出更大贡献。为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加强“三个认识”。首先是充分认识现代社会科学的由来及其现代性问题。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进行溯本清源，厘清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其现代性表征与危机，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现代社会科学这一舶来品的核心本质，有助于克服和超越现代社会科学的现代性问题。“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一词最初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是建立所谓“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宗教革命、思想革命、科技革命、社会革命相生相伴，体现出浓重的现代性特征；且诞生伊始，就带有以现代西方民族国家为分析框架的工具理性主义、殖民主义等现代性的天然胎记。对此，世界体系理论的奠基人沃勒斯坦通过《开放社会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否思社会科学》《现代世界体系》等一系列著作进行了阐释。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讲，现代社会科学建立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对过去的研究与对现在的研究、对市场—国家的研究与对社会—文化的研究三大矛盾的基础之上。通过对这些矛盾的解构，形成了19世纪以来被人们视作天然正确的学科结构以及许多先验性的理论假设。不难看出，社会科学的兴起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社会科学乃是伴随着现代世界体系大获全胜而不受质疑之时获取了其支配形式。但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历史环境的变化，自由主义的困境和全球化问题的凸显，注重探寻普遍法则的认识论模型的式微，以及非线性、非平衡和非稳态复杂系统研究的突破，使社会科学的传统范式陷入解释危机。在此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显然应当在充分认识现代社会科学的由来及其现代性问题的基础上，反思西方社会科学在有关学科分类、理论假设、价值遵循等方面移植到中国学术场域的正当性。

其次是要充分认识现代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进程。西方社会科学进入中国是在晚清“经世”思潮盛行、西学东渐潮流的影响下发生的。在一开始，这种进程具体表现为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引入与介绍，以及关于“中体西用”的大量讨论。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不仅首次使用“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更重要的是开启了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新道路，赋予了社会科学以崭新的内涵。不可回避的是，在建立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语境，我国社会科学受前苏联范式的影响，部分社会科学的发展一度处于逆境，趋于停滞，甚至被错误地划入“伪科学”行列。改革开放以后，在“双百”方针指引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呈现出蓬勃繁荣景象，在广泛吸纳与借鉴人类知识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了比较单一的学科范式，学术研究日趋丰富多彩。“十八大”以来，社会科学中国化进入深化发展的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竞相发力。社会科学中国化就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自主化和原创性，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旋律和时代最强音。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学脉完成了艰难而辉煌的历史转型，中西两种知识体系前所未有地被整合到一个全新的学术系统之中。对百余年来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历史轨迹与发展道路进行系统梳理，探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从艰难日出到伟大复兴的精神历程，总结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巨大成就以及自我革命和勇于创新的历史经验，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而言至关重要。

最后是要充分认识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宝贵经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翻译和出版，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初步形成，到新中国成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立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组织架构和制度保障的建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哲学社会科学重要地位与作用的重新明确，再到十八大以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的提出，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科学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建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理论基础，坚持以正确的指导方针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坚持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强大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坚持优良学风建设。这些历史经验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理想、逻辑规律和实践意义，可以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有力的经验借鉴、理论支撑与学术支持，亟待我们进行系统总结、凝练、提升与阐发。

二是做到“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并形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开辟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纪元。实践证明，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只停留于书斋里的理论，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社会改良，而是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对时代命题进行研究和回答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只有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相结合，我们才能在面对现有西方社会科学的分科观念及其所隐含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路径时，避免落入其设定的某种相应的规定性，从而建立自主的、非菜单化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交叉融合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此，需要深入挖掘传统中国文史哲宝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赓续学术传统，走出单一学科范式，融入现代元素，构建跨学科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哲学观、大历史观、大文学观等大学科观。所谓大学科观，是将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当下、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链接起来，多纬度多视角统筹考量，解构单一学科范式设置的天然屏障，让观念不再是单纯地从一个观念到另一个观念的演绎，而是放在知识生产制度下进行重塑，从而丰富、补充乃至部分修订被我们视为普遍规则的若干现有学科假设。

三是实现“双重变奏”，即实现中国问题的世界表达、世界问题的中国表达的双重变奏。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战略任务。在此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把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国外社会科学已取得的行之有效的优秀成果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实现中国问题的世界表达。正如作为我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三十年代基于对故土的实地研究，写就的《江村经济》一书，以本土化的概念凝练与智慧展示，获得了西方主流学界的高度认可，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另一方面，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为建构百年变局语境下的新的世界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例如全景式反映中国减贫事业发展成就和世界性贡献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为人类减贫提出了中国建议、中国方案，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路径。一言以蔽之，我们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与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继而实现中国问题的世界表达与世界问题的中国表达的双向变奏，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四是弘扬“一种精神”，即大力弘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求真务实精神。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发扬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求真务实精神，坚持培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以及“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严谨治学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地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