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大国关系的重大调整，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已陆续加入约1200个国际组织，急需大批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人才。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角力的场所，不同国家作为行动者往往通过国际组织来制定国际规则、维护国际秩序、分配国际资源，并依托国际组织职员来提升国家国际话语权。

然而，我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储备严重不足，国际组织任职情况更不容乐观，存在数量较少、代表性不足、层级偏低、话语权不大等问题，国家利益难以得到充分维护。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出，要加快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在内的五类人才。高校亟需心怀“国之大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新文科理念为指导推动交叉复合与产教融合，培养适应国际组织需要的高端财经人才，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角力以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均出现深刻变化，为此我国有针对性地提出并推进了包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快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等在内的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这些战略正在深刻影响高等财经教育的内涵外延，迫切要求以新文科理念为指导进一步深化改革财经类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财经类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做法，以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要。

（一）培养大批财经类国际组织人才是新时代的迫切需要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一方面，在个别大国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干预下，全球治理体系出现被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在经济、贸易、投资、货币、能源、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正更积极地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进程和改革议程。在此历史关口，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多次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强调，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无论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坚定维护，还是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作用的更好发挥，或者是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的扩大，亦或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代表性、发言权和投票权的增强，都关乎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积极参与，对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践行，对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坚持，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推动，决定着全球治理能否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和中国负责任大国担当的展现，都需要大批以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使命的财经类国际组织后备人才。

（二）传统培养模式难以适应国际组织的要求

从知识、素养、能力维度看，财经类国际组织人才应具备财经专业、国际关系和国际组织知识，具有国家认同与归属感、全球意识与使命感，正直并尊重多元文化，具备跨文化沟通与谈判、决策制定与绩效实现、管理与领导力等核心能力，以及议程设置、规则制定等高阶能力。然而，一直以来，我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以外语类或国际关系类为主，与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衔接不足，而且起步晚、底子薄、知识单一、缺乏协同，存在数量不足、结构不平衡、专业技能薄弱、综合素养欠缺等问题，不能满足日益变化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需求。

与此同时，财经类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又存在三大问题。一是，专业划分过细，课程设置专业复合不足，缺乏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组织类课程，学生知识结构宽度不够；以英语为主进行语言教学，缺乏语言强化训练。二是，国际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协同欠缺，学生全球素养高度不足。对校内外、国内外教学资源的整合协同不够，学生乃至授课教师均缺乏理解和分析跨文化重要议题的全球素养。三是，国际组织实习实践内化环节缺失，学生核心能力深度欠缺。重书本、轻实操，国际组织实习通道不畅，学生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缺乏深度认知，更无法将认知内化为核心及高阶能力。

（三）新时代对高等财经类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新要求

大力发展包括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在内的“四新”学科，是高等教育质量变革的战略举措，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其中，新文科建设、新文科教育是培养具有中国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新时代文科人才的主战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根据新文科建设加强分类推进的基本方略，经管法学科门类承担着为治国理政输送人才的时代使命，同样也承担着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人才支撑的历史重任。

因此，新时代我国高等财经教育亟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的指示精神，从国际组织参与、认知并驾驭国际规则三个层面对财经类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思考和改革，建立财经类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形成自主、连贯、规模化的定向选拔、派出以及向国际组织输送的全链条模式，加快培养一大批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财经类国际组织后备人才。

面对百年未有变局、世纪疫情、大国博弈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提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新文科建设宣言》也提出，要“聚焦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加大涉外人才培养，加强高校与实务部门、国内与国外‘双协同’，完善全链条育人机制。”为此，新时期高校亟需成建制培养适应国际组织需要的高端财经人才，这是高校必须承担的全球经济治理急需紧缺人才培养的新使命，也是新时代高校服务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新支点。

上海财经大学定位于建设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心怀“国之大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勇于承担使命职责，依托学科优势、培养传统和国际化师资队伍，以新文科理念为指导，遵循守正创新、价值引领、分类推进基本原则，把握专业优化、课程提质、模式创新重要抓手，基于交叉复合与产教融合，探索财经类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取得较为显著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效。

（一）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的总体思路

以“目标导向、系统设计、校内整合、校外协同”为原则，基于学科交叉、专业复合与产教融合，坚持顶层设计与重点突破结合，通过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搭建三大培养平台、夯实全程质量保障机制等改革措施，强化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多语种教学，横跨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门类，复合金融、商务、会计、法律等专业，协同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6所高校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智库，实行理论与实务、国内与国外导师联合指导，全过程贯彻立德树人时代使命，致力于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全球素养，掌握财经专业知识并通晓国际规则，善于跨文化沟通交流和传播中国声音，能胜任在国际组织从事金融、商务、会计、经济和法律工作的高端专业人才。

1.坚持“一个聚焦”。新文科建设必须服务于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的凝练与发展，坚守中国立场。项目聚焦培养知识、能力、素养全面发展，具有中国情怀，拥有出色外语能力和专业复合基础，善于跨文化沟通，熟悉国际组织运作，能胜任国际组织工作的金融、商务、会计、经济和法律专业人才，形成“财经＋”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体系，为未来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取得更大话语权提供人才支撑。

2.践行“两个协同”。新文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突破已有文科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限制，并突出项目化课程与实践环节的要求。为此，项目践行“两个协同”。一是校内外协同。校内整合经济、管理、法学、外语、政治等学科资源，实现学科交叉与专业复合；校外协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智库，持续拓展优质教学科研资源。二是国内外协同。联合新加坡管理大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马里兰大学等高校进行合作培养；协同联合国、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国际组织驻中国机构，构建专业实习平台。

3.打造“三个贯通”。新文科建设要求推行开放式教学模式、贯通式培养模式，以本科硕士贯通、国内国际贯通、学习实习贯通促进跨界融合，有利于夯实学生理论基础、开阔学生国际视野、锻炼学生实操能力。项目通过举办本科生夏令营遴选国内一流高校优质生源，学生先后完成国内、国外学习并赴国际组织或相关机构进行专业实习。培养过程实现国内高校、国外合作大学以及国际组织机构的贯通，打通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专业学习和实习通道，培养知识、能力和素养全面发展的财经类国际组织人才。

1.专业复合，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校内整合优势资源，打造学科交叉与专业复合课程体系；校外开展协同育人。一方面，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智库合作，致力课程资源共享、联合师资培育等，强化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多语种教学，打造高质量的全球治理课程与教材体系，构筑高校与智库协同的科研创新与社会服务体系；另一方面，与国外合作高校开展深层次合作，根据培养目标，优势联动开设修读课程。

2.知行合一，搭建三大平台。一是建立交叉复合、国内国外相结合的教学平台。2015年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建立合作；2016年，又增加美国福特汉姆大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两所合作高校；2021年，又与美国马里兰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二是建立海外实习与国内实习相结合的国际组织实习及求职服务与保障平台，为学生提供学以致用、实操演练的舞台。三是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2017年共同设立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建立以深化产教融合和决策咨询战略合作为宗旨的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领域研究平台，并于2019年被上海市列为上海高校智库，2021年被列为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

3.夯实师资，实施三导师联合培养。对标知识、能力、素养结合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规格，着力打造外语类与非外语类一流师资相结合、学科专业教师与国际组织实务专家相结合、国内高水平教师与国外一流学者相结合的多元化、国际化师资队伍，实现国内学业导师、国外学业导师、实习导师共同指导的“三导师”联合培养。

4.全面保障，健全管理体制机制。首先，健全组织架构。学校层面成立由主要校领导任组长、分管校领导任执行组长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项目办公室和项目主管，形成“四位一体”管理架构；同时，设立国内外专家共同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选拔委员会“三层引领”指导机构。其次，以学生为主体从选拔、派出、指导和考核四个环节形成闭环管理。在选拔环节，实行“2＋7”轮选拔，即通过中文、英文2轮笔试和7轮“背靠背”面试选拔学生进入项目。在派出环节，实行“2＋1”联合选拔，联合选拔委员会依据国家留基委派出标准，按照合作大学录取要求，通过考察学业成绩、外语成绩和面试成绩，考核派遣学生赴海外合作大学学习。在指导环节，中外双方联合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论文撰写提供指导。在考核环节，国外合作大学及实习单位提供学生实习鉴定，学生提交海外学习和实习总结报告。

（三）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成效

1.以新文科理念为指导构建了财经类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体系。项目顺应时代要求、契合国家战略，以系统观念谋划培养方案和运行机制。根据国家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战略需要以及国际组织对财经类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养要求，项目秉持“创新(Innovative)、跨界(Interdisciplinary)、国际(International)、开放(Inclusive)、整合(Integrative)”理念，坚持立德树人，厚植中国情怀，拓宽国际视野，聚焦财经特色，创新设计了以“语言强化＋专业复合＋合作培养＋国际实习”为特色的一体化培养方案。项目积累的涵盖50余门课程、30多本教材、100余场国际组织前沿专题讲座、130余份国际组织专题研究与海外实习报告以及一批国际组织官员和业界导师访谈视频等在内的丰富教学资源，为后续人才培养及推广奠定坚实基础。

2.建立了目标导向、可推广的“招生—培养—推送”联动机制。项目从财经类国际组织后备人才所需要的知识、素养和能力入手，制定并实施培养方案，根据发展志向、知识素养、性格特征等指标选拔优质生源，构建国际合作培养和实习平台，开展政产学研、国际国内联合培养，进行国际组织实习和任职推送。同时，建立了投入、选拔、派出、管理、回国五大工作机制、20余项制度，形成了成建制、全链条培养财经类国际组织后备人才的上财模式。

3.得到了国际组织、社会及政府的高度认可。首先，国外高校学习、国际机构实习比例以及就业层次高，直接成效显著。截至2021年9月，项目4期毕业生共119人。在留基委和学校资助下，学生100％获国外高校和上财双硕士学位、100％有国际实习经历。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机构实习68人次（占57％），3人入职联合国，10人通过相关部委选拔入选国际组织职员后备人才库，4人进入剑桥大学等海外高校攻读博士学位，政府外事部门、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录用占比约89％。正是由于这些成效，项目获得世界银行、联合国等机构以及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肯定，多名学生获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总裁嘉奖。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将有关项目作为研究生教育改革实践案例进行展示；《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以及China Daily、中国新闻网、人民网等媒体广泛报道项目培养成效；国家留基委“神州学人”公众号全文转载学生在联合国等机构的实习心得。

其次，项目已具示范辐射效应。校内，以人才培养专项推动专业复合呈现示范效应。项目率先探索以培养专项对接国家战略，带动学校“大数据＋”和“首席”系列（首席经济学家、首席投资官、首席审计官等）硕士、博士培养项目的开设，以点到面提升学校研究生教育质量。校外，培养模式已具引领效应。项目形成一整套组织架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在国家留基委等部门召开的会议上专题发言13次，覆盖高校300多所、2000多人次，举办论坛与兄弟高校、国际组织官员共同探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基于交叉复合与产教融合的财经类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被列入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新文科建设不仅影响文科本身、影响理工农医教育，更影响高等教育全局。新时代我国高等财经教育的发展，必须在新文科理念指导下着力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财经类人才培养体系，而以新文科理念加快财经类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和着力点。基于上海财经大学过去10多年来的实践探索，我们形成了如下一些经验和建议，希望能够对国内财经类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以及财经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一）胸怀大局，践行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时代使命

新时代的中国正昂首阔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迫切需要一大批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拥有出色外语能力和专业复合基础，善于跨文化沟通，熟悉国际组织运作，能胜任国际组织工作的金融、商务、会计、经济和法律专业人才。以新文科理念为指导，推动学科交叉、专业复合，协同各类优质教育资源，培养财经类国际组织后备人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心怀“国之大者”，需要胸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两个大局”，需要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感，需要有培养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国际组织后备人才的责任感。这是时代赋予高校人才培养和高等财经教育的使命，财经类高校更是责无旁贷，应顺应时代潮流、服务国之大者，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坚持系统谋划，坚持久久为功，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二）举校体制，破解专业复合的学院与学科壁垒

专业划分细是财经类高校的普遍现象，其优势是培养的学生专业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上手快”。但劣势也很明显，培养的学生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体系宽度不够，就业岗位窄，难以适应当前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更难以满足国际组织对人才的知识和素养要求，“走不远”。按照专业设定培养方案已成固有模式，这一模式的打破，需要学校层面在各学院、各部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统筹协调。上海财经大学尽管自2011年起依托“财经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国家教改试点项目，在2013年以大口径招生、压缩总学分、增加通识教育、强化个性化培养等为主要内容，推进财经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但在以新文科理念推进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时，仍遇到专业与学院的壁垒，校内金融、商务、会计、经济和法律专业分别归属五大学院，语言强化又在外国语学院，最后只能以课程模块的方式将专业复合在培养方案中。

（三）开放协同，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质教育资源

在校内进行专业复合之后，就需要根据培养目标和学校欠缺的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并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包括国外合作高校、国际组织实习机构以及国内合作伙伴。关于国外合作高校，上海财经大学以国际组织集中地或全球经济金融中心为标准，在美国、英国、新加坡三个国家将伦敦、新加坡、纽约或华盛顿作为目标城市，寻找专业相近的合作高校。国际组织实习机构，是培养模式中的重点和难点，项目成败在此一举，在项目谋划之初就作为重中之重。这一难点的破解得到国家留基委、上海市教委等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学校也广泛发动教师、校友和校董的力量，最终构建了三层次的国际组织实习平台。在国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对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开设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课程、国际组织专题讲座外，还编写教材，指导学生进行国际组织官员访谈、撰写调研报告、指导学生实习等。同时，校内则以研究推动教学水平的提升。比如，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机构对国际组织进行系列专题研究，学校教师与国际组织官员广泛开展合作研究，共同承接国际合作课题，既推动学校科研发展，助力国家经济决策；也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四）分类培养，形成全链条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

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与输送，是一个系统工程，持续时间长，既需要各方凝聚共识、统筹资源、协同发力，也需要分类培养、精准施策，对国际组织后备人才的培养、推送、任职以及卸职后的安排进行统筹考虑。同时，完善培养链条，形成闭环管理，一人一档案，多岗位锻炼，全方位训练，跟踪全过程，建立全流程的职业发展体系，将政治引领、事业为上、作风养成作为培养链条的基本点。这方面可以借鉴“旋转门”制度的运转。该制度源于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学说，主要是指人才在政府、企业、智库之间跨界穿梭任职、双向转换角色的机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旋转门”制度反映了现代社会人才跨领域流动的基本需求和规律，广泛存在于各国，以美国最具代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时也强调，“在人才流动上要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政府、企业、智库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国外那种‘旋转门’制度的优点，我们也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