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中国文论界对于中国问题的认知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将中国问题当作西方问题，以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在文艺学知识体系建构上以西方为鹄的；另一种是把中国问题作简单回归传统的认识及理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进行文艺学知识体系建构。在中国问题的认知及知识体系的建构上，以上两种均存在理论的封闭取向，与认识和理解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相背离。中国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实现对认知误区的超越及其封闭式知识生产困境的突破，就必须基于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进行有效的理论应答与言说阐释，从而避免上述误区及偏狭，并充分吸纳各种理论知识的合理成分，构建具有中国实践根基和民族特色而又不失国际视野的文艺学知识体系。

关键词：中国问题；实践性；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已经成为学术界积极推进的重大使命与时代任务。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与组成部分，回应中国问题，并作出有效的理论阐释及言说，实现中国特色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已经提到重要日程，亟需系统、深入地进行学理思考与探讨。那么，应如何理解与认识中国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本文拟围绕这一问题，作出考察分析与反思探讨，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中国文论界对于中国问题的两种认知

无论任何时代，对理论问题及相关研究的整体性回顾与检视，都是学术开拓与创新的历史前提及再出发的起点。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发展的具体历程，作出梳理与考察。回顾和检视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发展，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大体来说，存在以下两种认知。

（一）把中国问题当作西方问题来看待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中国知识界的理论与实践一直存在一种逻辑理路，即沿着“西方话语—中国问题”的轨迹而行，而从1978年开始，中国知识界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开启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新时代，大量西方理论引入中国，其主要特征是“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表现为一种“西方冲击， 中国反应”的研究思路。不难看出，该研究思路是试图将西方理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位移到中国，实则把中国问题当成了西方问题，具体到当代中国文论研究领域，也同样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

毋庸讳言，在当代中国文论发展过程中，西方文论话语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诸多理论及文论话语纷纷涌入中国，在国内掀起一股译介与研究西方文论的热潮。从“萨特热”到“弗洛伊德热”，从“尼采热”到“海德格尔热”，从“老三论”到“新三论”，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新批评”到“阐释理论”，从“文化批评理论”到“理论之后”，西方近百年的各种文论思想与理论流派几乎悉数登陆中国，呈现于国内学人面前。西方文论如潮引入和快速更迭，在中国文论界形成一种理论的盲目跟风与模仿的趋向，也就是上述“西方冲击， 中国反应”的研究思路，体现在文论研究领域，即是把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简单移植到中国，将中国问题当作西方问题作出理论言说与阐释。这样一种研究倾向，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方法论”的盛行，还是90年代初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抑或21世纪初“文化研究”的引进，都有相当明显的表现，而这一倾向“不仅在整个新时期30年里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而且在今天仍在持续”，以至于“完全以西方马首是瞻，似乎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西方学者的观点就是我们当今文学发展的思想指南”，将其视之为“金科玉律”。

不难发现，这一研究倾向实质上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也就是“西方的理论比中国的先进”，所以可以直接“引进”并“运用到中国”。这样一种对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的简单移植，在把中国问题作为西方问题作出理论阐释及言说的同时，也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对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的盲从与追随。对此，有学者曾形象指出，“当西方是现代时，我们是前现代；当西方是后现代时，我们是现代；当下，我们刚刚进入到后现代，西方已经是后后现代了”，中国文艺学的理论知识需要“跨越式发展，跑步跟上后后现代”，就“像安徒生笔下跳舞的小女孩一样”，“穿上了追新的‘红舞鞋’”，“永不止息地跳下去”，以“跟上西方发展的步伐”。显然，这是把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视为范本，在这种思路及观点看来，中国文艺学的知识体系建构，必须紧跟西方脚步，以西方为范本，否则，别无他途。

（二）把中国问题作简单回归传统的认识及理解

这种认识及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满于上述西方文论话语强势及其将中国问题当作西方问题作出理论言说与阐释而出现的。在当代中国文论界，主要体现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起的所谓中国文论的“失语症”话题讨论中标举的一种理论主张，并在目前对西方文论话语的“强制阐释”批判语境下得到某种更进一步的强调与申张。

这种理论主张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的独特价值的充分认同之上的，即在这种理论主张及其视域下，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是具有其独特价值的，只是在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的长时间强势主导下遮蔽不显了。以这种观点来看，中国传统文论在数千年文学艺术实践中，已然形成“一整套”“独特”而“行之有效”的理论话语系统及知识体系，但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传统话语及知识体系就几乎“被遗弃”，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粉墨登场，成为人们用来“解读”问题与“表述”看法的理论工具，在理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上，“现当代中国学者基本上认同”的是西方那一套，而离中国传统话语及知识体系已是“十分遥远，近乎断根”，故而患上“严重的失语症”。也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当代的文论研究及文艺学知识体系“基本上”是对西方“一整套话语”的“借用”，而在“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上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也导致似乎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我们就“几乎没办法”进行理论言说与阐释，形成了“除却洋腔非话语，离开洋调不能言”的尴尬理论处境。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各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或“被忽略”，或“被颠覆、被抛弃”，那些“原本”是“它们的理论领地”也惨遭沦陷，而被“西方文论纷纷占去”，并最终“移向了边缘”，而这也促成西方文论的“独大”状况。可以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是“西方文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创造和演绎”的一个“传奇神话”。质而言之，在这种理论主张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的主导下，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话语与文学经验的批判，“创造”了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的“阐释”与“解释”可以涵盖“一切”而“无所不能的神话”，而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则被置于“从属者的位置”，或被湮没的处境，从而失去了其“探索的根基”，失去了中国文艺学的“原创性”与独特的知识体系建构及理论阐释，造成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危机，并在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的宰制下形成了一种“强制阐释”。

显然，把西方文论知识话语简单位移至中国，并将中国问题作出西方问题的理论言说及阐释，这种“强制阐释”是要不得的，那么，如何摆脱这一局面呢？这就必须祛除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和文学经验的批判性盲视，改变对西方文论的“顶礼膜拜”，扭转长期以来在“视西方文论如珍宝”的同时，却“弃传统文论如敝帚”的状况，通过对这种传统的回归，将中国的问题，还到中国，并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核心与范本，这样就可以进行中国问题的理论应答与言说阐释，实现中国文艺学的知识体系重建。这是对中国问题作了一种回归传统的认识及理解，并认为可以在此基础上摆脱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的主导与强制阐释，进行中国文艺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二、关于中国问题的重审与反思

关于中国问题，结合上述两种认知，笔者认为，首先要厘清这样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任何理论知识都有其生成的现实实践的经验基础，人的存在既是关乎“自我”，也是关乎“对象”的存在，而人的这种存在意识，并非是凭空存在的，可以说“一切关于‘自我’和‘对象’的意识、思考和理论”，都是“在‘经验’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同样，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文艺学知识体系的生成，也有其现实实践的经验基础。我们对文学艺术不能作脱离其现实实践的经验基础的某种抽象概念的理解，否则，就如伽达默尔反思黑格尔所指出的，“只要概念真理由此成了万能的，并且在自身中扬弃了所有经验，黑格尔哲学就同时否认其在艺术经验中所认可的真理之路”。杜威也认为，“不作为经验的艺术”就不是考察的对象，以重申“从经验的方面考察艺术”。文艺学知识体系及其理论形态作为文学实践经验的观念形态，它不可能是脱离文学实践经验的空洞存在，根据现有的文学史，各种文学理论知识都是在特定的文学实践经验上“产生”的，是对这种特定的文学实践经验的“解释和抽象概括”，当新的文学类型与文学实践经验产生，既有的文学理论知识不再具备解释能力时，就意味着其变革时期的到来，作为文艺学知识体系构成的相关“概念、术语、命题的发生、演化、淘汰过程”都是与之相“顺应”的，一种文学实践经验“消亡”，其相应的文学理论知识也就随之“枯萎”，反之，一种文学实践经验“旺盛”，其相应的文学理论知识也就“活跃”，或“被新的理论所吸收”。这就要求中国文艺学知识体系建立在文学实践的具体经验上，而不能与之相脱离。

其次，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理论知识，也是在建构中国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绝非反对西方理论知识的引入，正如有论者所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及文论话语进入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文论知识发展的“有力杠杆”，这无疑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理论研究视野，尤其是在现今这个“地球村”时代，“思想与理论市场上的角色形色各异”，并相互“影响”与“渗透”，谁也不可能在“隔绝于世”的“幽居空谷”中练就某个“包打天下的理论神功”，中国文论研究及文艺学知识体系亦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照搬挪用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这种照搬挪用往往会造成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似乎普遍有效的理论幻象，即“只要告诉你的理论是什么，就能提前告诉你对任何文学作品会发表什么见解，尤其是那些你还未曾读过的作品”。这样一种理论的运用，具体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与解读，即是“从学到的理论中求证作品”，不加分辨地“使用学到的新式武器”，实质上“与作品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只能是对作品的阉割”，而在理论的运用与阐释上脱离中国文学实践的具体经验，并对于这一“文学实在的确当性问题”，缺乏严谨细致的“考校”与“鉴别”，往往给人以“名实错位、似是而非、言不及义、隔靴搔痒的感觉”，从而“只是借用他人的概念术语衣装演练了一场堂皇而缺乏神采的戏”。对此，西方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曾提醒我们，“批评概念最大的用处，是使我们可以接触艺术品，而不是使我们与艺术品隔绝”，其“并非一个猛然落入我们与作品之间的屏障”，而构成“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在最好的情况下，批评概念可以找出作品的某些特征。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作品放到事件发生的重要背景之中”，而不是脱离具体语境及文学实践经验的简单理论套用。这也是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及文艺学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引起足够注意的，否则，就会出现所谓“强制阐释”的问题。这亦正是以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对西方理论知识的照搬挪用与简单套用以进行文艺学知识体系建构，所暴露出的问题。

与上述观点相对应的，即把中国问题作回归传统的认识及理解的一方，认为中国文论研究及文艺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停留于西方话语的简单移植与照搬照抄，在对西方各种各样的“文论”及“理论潮流”的“追随”与“模仿”中迷失自我，也诚如他们深以为忧的，“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中争妍斗丽！”中国的文论建设不能没有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这种自主性的理论诉求固然有其合理性，也是我们努力要做到并在当前致力推进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观点所谓“独树一帜”的话语构建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呢？也就是摆脱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的宰制，以及对它的“追随”“模仿”，试图通过对传统的回归，把中国的问题还到中国，这是将中国问题作了一种回归传统的认识与理解，具体而言，就是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核心与范本，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进行所谓的“转换”，认为只有这样方能进行中国问题的理论应答与言说阐释，实现中国文艺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对于这种“转换”论，也有论者提出“转化”的不同说法，但无论是“转换”，还是“转化”，“作为历史流传物”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能不能获得现代意义，关键就在于其“是否被有效阐释”。那么，如果按照这种“转换”论的路径，其有效性又如何？下面，我们再作进一步分析。

结合上述两种对于中国问题的认知，不难发现，把西方文论知识话语简单移植到中国，将中国问题当作西方问题作出理论言说与阐释的倾向，是试图以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建构文艺学知识体系，而把中国问题作回归传统的认识及理解的一方则是试图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建构文艺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国的文艺学知识体系固然要充分吸收利用中国传统思想及文论话语资源的有益成分，然而，作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其知识体系构成的“概念、命题及其中包含的理论内容”，“活着的自然活着，像‘意象’、‘传神’、‘气势’等，不存在转换的问题，而死了的就死了，诸如‘比兴’、‘温柔敦厚’以及八股文技法之类，想转换也转换不了”，面对当代中国文学实践的具体经验，若以传统文论话语来讨论，诸如“舒婷婉而多讽，食指颇有风骨，顾城长于比兴，于坚有味外之味”，如此云云，是否行得通呢？如果行不通，是否存在同样的“失语”与“强制阐释”呢？这里也有一个理论阐释及知识体系建构的有效性问题。“传统中国的东西，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对于中国传统的理论资源及文论话语，也应作如是观，而不能不加分辨地“以它的中国性证明它的正确性”，否则，就会 “导致理论上的‘裹脚布’现象”，并在故步自封中走向理论的窒息。可见，把中国问题作简单回归传统的认识及理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进行所谓文艺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缺乏分辨的。“以它的中国性证明它的正确性”，这样一种理论认识的偏差构成了该理论模式的前置立场，必然是一种“强制阐释”，而出现理论阐释及知识体系建构的圆凿方枘也就在所难免。这种观点反对对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的一味追随与模仿，具有其合理性，但这种建构路径，显然与其反对的一方一样，以中西古今分判立论，走向了同样的理论误区。

中西古今之争在中国知识界其实是一个老问题，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思想理论进入中国就已存在，而且并不限于文学方面的研究。中国知识界对中国出路与未来的思考与探索，源于睁眼看世界的焦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探索和追求，并不是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或是与这个世界对峙，而是通过知识的重建，自立于这个世界。对此，王国维曾指出，“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其突显的是现代学术对狭隘的国族、政治立场的超越及独立价值。显然，把中国问题作简单的所谓回归传统的认识及理解，认为“是西方话语的引入使得中国话语矮小化、苍白化，使我们进而失语，因此要清洗掉西方影响”，这种文化原教旨主义是不可取的。原教旨主义基于一种“文化的民族纯粹性和本真性”立场，其民族或族群概念及其叙事显得像“地方的”，以及文化上“本真的”和“自己的”，作为“自己的”，这就“要求保护与欣赏”，“保卫自己的文化”，也正因此，面临“自己传统、文化与本真性的丧失”，它试图复归传统，以维护自身文化的纯粹性与本真性。该观点未注意到“传统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动态概念”，而非“固定不变的实体和概念”，其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始终与吸收外来成分密切相关”，并与当今世界学术融合的趋势相违背。

詹姆逊曾指出：“我们不再把过去看成是我们要复活、保存、或维持的某种静止和无生命的客体；过去本身在阅读过程中变成活跃因素，以全然相异的生活模式质疑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过去开始评判我们，通过评判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构成。这时，历史法庭的动力出乎意料和辩证地被颠倒过来：不是我们评判过去，而是过去（甚至包括离我们自己的生产模式最近的过去）以其他生产模式的巨大差异来评判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曾经不是、我们不再是、我们将不是的一切。”对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而言，我们也同样不能视其为固定不变的实体，并将其排除在历史发展之外，而是需要通过对当代中国的文学现实及具体实践经验的参照与考察来审视其意义价值。将中国问题当作西方问题作出理论言说与阐释，是在对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的盲目追随与模仿中，忽视了其从之所生的文学实践经验，而且也忘掉了自己所处现实的具体文学实践经验，出现理论语境“误置”与阐释效力丧失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而其解决之道也不应是以中西古今分判立论，在我们的文论研究及文艺学知识体系建构上，从以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走向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的路径，否则，就会与具体时空语境及文学实践经验相疏离，而面临同样的理论阐释困难与问题。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文论界围绕中国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中国文艺学知识体系建构的问题，需要从现实的实践作出把握与研判，这也构成了认识和理解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而不是，也不应以中西古今分判立论。

三、中国问题的实践性与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目前，中国文论界对于中国问题的两种理解与认识，皆以中西古今分判立论作为衡判尺度，而这也使它们在理论运用及构建上表现出一种封闭取向，与具体的文学实践经验相疏离，即忽略了中国问题的实践性。如果说在以中西古今分判立论的衡判尺度下，前一种路径模式是将文艺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封闭在了对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的模仿与衍生中，那么后一种路径模式则是在对“古今一脉相承”的中国文论知识体系的追索中，陷入了脱离具体时空语境及文学实践经验的自我体系的封闭，最终都在理论的封闭取向中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经验，与认识和理解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相背离。笔者认为，中国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实现对这样的范本路径模式及其封闭式生产的理论困境的突破，就必须基于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回到其具体的文学实践经验上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应答与理论阐释。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一种理论话语及其知识体系的价值，最关键在于看它能否适应现实的实践发展，并对现实的实践作出有效的理论阐释，这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就此而言，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及其知识体系的建构，无论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还是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都只是作为一种理论资源的存在，而不能构成某种以中西古今分判立论的衡判尺度，它还需要基于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能够经由其具体的文学实践经验及其现实问题的有效性考量。

中国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固然也离不开对各种思想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吸收。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中国的理论发展及知识体系建设也同样“需要借鉴一些现成的理论资源，这里包括历史的和外国的在内”，这方面的理论资源愈丰富，我们的理论及知识体系“所能达到的水平就愈高”。“各个国家、民族和文化，都有依托自身语言的自己的文论话语”，中国文论话语也“不是一种与世界绝缘的独特话语”，更不意味着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文论话语的“相互排除、相互封闭”。而当前对于中国问题的两种认知恰恰是以中西古今分判立论，并作为衡判尺度，在这样一种尺度下走向了“相互排除”与“相互封闭”。人类的存在及思想的发展，需要交流对话，对话关系“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现象，浸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浸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总之是浸透了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一种思想只有同“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否则，“就会退化以至死亡”。中国文艺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亦是如此，不可能在理论封闭的孤立状态中得以实现。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思想及文艺学知识体系，作为人类文学实践经验的某种总结与理论概括，有其普遍性诉求，但民族性本身及其语言载体，既给它带来优势，也有其局限性，一种文艺学的知识体系及其理论话语“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国家、民族和语言”，“不同的理论要对话”，而不是彼此隔绝，不同理论间的相互沟通与交流对话，会“改进并成就彼此”，“在对话中丰富和成长”。这些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思想理论及知识体系，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资源，都是可以提供某种思想援助与资以借鉴的，其中当然也包括来自中国传统的与西方的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然而这并不能代替我们当下的知识体系建构。在文艺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就像树要有根一样”，要对上述各种思想理论资源及知识体系合理成分吸纳与利用，就要通过“接地”，从“根”，即植根于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经验出发，并建立在文学实践经验及其现实问题的有效性之上。只有在这一有效性的基础之上，才能生长出属于中国而富有阐释力的理论生命之树。

因此，建构中国文艺学知识体系，“不是要重回简单的文化对抗模式”，而是要“正视”并“适时适度地超越对抗”，要基于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即立足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经验，既不是脱离这一实践性要求地将中国问题当作西方问题，在对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的模仿与追随中迷失自我，也不是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中走向对西方理论资源及文论知识的拒斥，在自我封闭中变成一种自言自语，而是要充分吸纳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及文论知识的有益养分，并广泛借鉴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思想理论成果，从而在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民族特色与国际视野的文艺学知识体系，实现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建构 “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性价值”的中国文艺学知识体系，更有效地为“人类思想理论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四、结语

中国文论界当前主要存在两种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一种是将中国问题当作西方问题，以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把中国问题作出西方问题的理论言说及阐释，紧随西方脚步，在文艺学知识体系建构上以西方为鹄的；另一种是把中国问题作简单回归传统的认识及理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进行所谓文艺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国的文论研究及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无疑需要走出以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的路径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走向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的路径模式。在中国问题的认知及知识体系的建构上，二者均存在理论的封闭取向，并造成与具体文学实践经验的疏离，与认识和理解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相背离。中国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实现对这样的认知误区的超越及其封闭式知识生产困境的突破，就必须基于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将其建构路径回归到具体的文学实践经验上来，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理论应答与言说阐释。要对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及文论知识的有益成分进行有效吸纳与利用的同时，放眼世界，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理论资源与知识养料，构建具有中国实践根基和民族特色而又不失国际视野的文艺学知识体系及理论创新成果，并参与到世界文论格局的重组，发出中国声音。

目前，中国正面临理论发展和主动作为的重要契机，而在文艺学知识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方面，也是如此。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的探索与建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艰难的过程，但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也积累了可贵的经验”，这自不待言。本文重在检省问题，意在更好地推动中国文艺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发展，这一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缺失与收获”，都是促进其“向前发展的资源和动力”，无疑需要我们秉持应有的学术担当，保持清醒的辨识能力，并为之作出更为切实的努力与推进。